悬疑一 中华文明是来自西方吗？

　　最近，个别学者提出，四川境内的“‘三星堆’文明绝非内生，它属于外来文明，其来源是‘西方’”，“‘三星堆’古国是古代中东地区闪米特人建立的政权，‘三星堆’文明实质上更是闪米特文化的遗泽”。难道中华文明真的是在数千年前从遥远的西方传过来的吗？

　　这种对中华文明起源的假说并非新鲜物，它只不过是中华文明“西来说”的一个新版本。有学者认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缺乏有力的考古方面的证据。虽然在我国最早的文献记录《尚书·虞夏书》中记载了尧、舜、禹相继为帝的情况，但是经后代学者考证，《虞夏书》中尧典、《臯陶谟》和《禹贡》并不是当时人们遗留下来的，而是战国时代的作品。即使是比较可信的《尚书·盘庚》至少也经过了周人的改动——所以尧、舜、禹及以前的黄帝时代，都只能算是古史传说时代。

　　从19世纪末开始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西方学者提出了各种版本的中华文明“西来说”，包括中华文明起源于“埃及说”、“巴比伦说”、“印度说”和“中亚说”，其中影响较大的是20世纪20年代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提出的“仰韶文化西来说”。在1923年发表的《中华远古之文化》一文中，安特生提出，从中亚开始，彩陶的成品年代逐渐接近当代，说明中国陶器的制作技术是从中亚传入的，因此中国文化亦有可能是从中亚传入的。

　　安特生的观点在当时的学术界曾经非常流行。但是随着中外考古学家对中国史前文化研究的深入，尤其是年代学方面的革命性发现，“仰韶文化西来说”基本被推翻，有关中国文化起源的认识已经远远比20年代更清楚更进步了。

　　安特生在1943年出版的《中国史前史研究》一书中，承认晚于仰韶的马厂期的彩陶与安诺和特里波列的彩陶相近，在河南及甘肃仰韶时代，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有另外的种族参加了陶器的制作，精美的彩陶以及其他陶器说明，在仰韶初期中国人就是陶器的主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震中认为，中华文明是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华文明都与其他文明相互交流和融合，中华文明吸收了众多外来文化的因素，外来文明也吸收优秀的中华文化，但是外来文化从没有改变中华文明的本土特色。随着考古发掘，考古工作者在中华大地上发现了距今170万年的自元谋人开始的各个时期的人类化石，也有大量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各地文化成序列发展，自生因素一目了然，如果再要说中华文明是外来文明是毫无道理的。

　　悬疑二 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唯一的摇篮吗？

　　“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原地区是中国文化的发祥地”，这是我们从小就接受到的教育。这种说法是不是完整地概括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全貌？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的发源地难道真的只有一个？边疆的少数民族也是从黄河流域走出来的吗？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的学者们多把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的历史描绘为中原“一枝独秀”，“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等说法就是这种观念的具体体现。这种观点是有历史渊源的。司马迁综合春秋、战国诸说，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这样表述：由于共工、欢兜、二苗、鲸有罪，“于是舜归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二苗于二危，以变西戎；哑鲸于羽山，以变东夷”。这种历史观影响甚大。一直到近代仍然还有一些专家相信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中下游，然后扩散到边疆，才有了边疆的民族与文明。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原起源说颇占优势。“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夏商周三朝都是在中原或是以中原为核心的地区发展起来的。如果承认夏朝是中国历史上建立的第一个王朝，或者如一些人认为的那样，直到商代中华才真正进入文明时代，那么中华文明无疑就是在中原首先发生的。何况夏商周都有一个独立走向文明的历史，那时在别的地方还没有发现任何文明起源的证据。著名华裔学者何炳棣在论述中原地区在中国乃至东亚文明起源中的地位时，把中原黄土地带比拟为‘东方（文明）的摇篮’，并把它作为其专著的名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严文明教授对记者表示。

　　1979年，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夏鼐发表了《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一文，将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划分为七大区域，实际上提出了多元起源的问题。1981年，已故现代考古学家苏秉琦在考古发现的基础上提出了“区系类型理论”，他把中国古代文化划分为六个区域，即陕豫晋邻境地区、山东及临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及临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及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和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对中原中心论提出明确挑战。苏秉琦指出：“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实起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考古发现的考古材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

　　严文明也认为，中华文明的起源不是在一个狭小的地方，也不是在边远地区，而是首先发生在地理位置适中、环境条件也最优越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各地情况不同，文明化的过程也有所不同。它们相互作用、此消彼长，逐渐从多元走向以中原为核心、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主体的多元一统格局，再把周围地区也带动起来。即使由于文化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使内部结构时有变动，甚至出现某些时期的政治分裂局面，但就文化与社会的层面来说，却仍然是多元一体的态势。这一格局的形成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特点，也是它之所以具有无穷活力和强大凝聚力，以至成为世界上几个古老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而得到连续发展的伟大文明的重要原因。

　　悬疑三 王国何时崛起？

　　何谓国家？邦国和王国是不是一回事？国家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它的最初形态又是什么？这一连串的问题困扰了学术界近半个世纪，然而，国家形成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探索这一问题的艰巨性，决定了没有任何一种描述和任何一种理论可以回答所有问题并且对所有考古材料作出合理解释。

　　国家是社会复杂化的集中体现。什么是国家？传统的做法是罗列一系列的国家特征，比如社会分层、强制性的设施、文字系统等。如果研究对象具备这些特征，它就可以被贴上国家的标签。但是，很明显许多这些常用的特征要么似是而非，要么并不具有普遍性。

　　“我认为最早的国家是邦国，例如龙山时期的陶寺，其政治实体就是邦国。夏之前，邦国林立，但是转变为初始国家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震中说，邦国形态的进一步发展就是王国。一般说来，邦国可以没有王权或仅有萌芽状态的王权，邦国与王国的区别即在于有无主权，或者说王国使邦国中原本处于萌芽状态中的王权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王权是邦国中强制性的权力经过一个发展过程后，进一步集中的体现。只有王权的出现才使权力系统真正呈现金字塔式的结构。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赵辉说：“社会的文明化问题，换个角度也就是国家起源问题，无论是夏还是商，它们的文明都是有史前基础的。如龙山时期就已经有明显的社会等级分化，有暴力、有军事，可以看出大范围的文化冲突。再如，当良渚文化发展到最强势的时候，其势力范围已经达到苏北，这很有可能就是有比较大的军事行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陈星灿说：“公元前3500年，以黄河中游为代表的庙底沟文化对周围地区形成了强有力的辐射。我认为，可以把庙底沟的这种辐射看成是早期中国文化形成的第一个时期或者是早期中国的雏形。它影响的范围相当大，覆盖了大半个中国，东到山东腹地，西到甘青地区，北到内蒙古，南到江汉地区，基本上包括了后来中国的核心地区，文化势力范围甚至超过了二里头文化。”

　　有专家指出，中原地区之所以最早进入王国形态，其机制主要是由其地理条件决定的。中原为四方会聚之地，也是诸族落邦国冲撞最激烈之地，这一方面使中原地区容易吸收四方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的因素，对于中原地区经济、技术、文化、宗教的快速成长和提升都是有利的；另一方面也使中原成为战争和冲突最显著的地区。战争使得邦国中处于萌发状态的王权获得了发展，促进了由邦国走向王国的进程，这就是作为第一个王国亦即原生形态的王国诞生时的环境与机制。

　　早期国家社会一般表现为特有的都市聚落形态，其中城市是最重要的部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认为，如果可以通过聚落的层级来确认国家存在的话，那么较低的层级在国家社会之前即已存在，而国家与前国家社会的区别应主要在于有无金字塔的塔尖——即城市中心或都市。

　　二里头遗址这一当时东亚地区最大的聚落所显现出来的作为国家权力中心的都邑的特征，正随着新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进展而被不断地认识。据专家估计，二里头都邑当时的人口至少在两万人以上。“人口如此高密度集中于中心聚落及近畿地区，在东亚地区尚属首次发现。人口的增长是社会复杂化与国家出现的重要契机，而人口集中的程度应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家社会的成熟度。”许宏说。

　　同时，陈星灿认为，应该把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过程跟重要资源的控制联系起来，通过考察重要资源的分布、流通路线以及与此相关的聚落形态，揭示中国早期国家的政治经济活动，描述早期国家形成的过程。“通过多种理论的交融，抓住早期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去了解中国各地区社会复杂化的具体和普遍规律，是未来国家起源研究的必由之路。”

　　悬疑四 良渚：中国的庞贝？

　　距今四五千年前后，在今浙江省余杭市良渚一带曾经诞生过一个高度发达的良渚文化，其精美绝伦的玉器令人叹为观止。但奇怪的是，良渚文化在历经1000年的高峰之后却突然销声匿迹，最终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之中，直到1936年11月3日，深埋地下几千年的良渚文化才被考古专家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经过近几十年的发掘，良渚文化的遗址中先后出土了大量乌黑发亮的陶器、丝绸碎片、雕刻精致的玉制礼器、30多万平方米的祭坛等等。而这种大规模的发掘也开了江南考古之先河。

　　是什么原因导致良渚文化从辉煌突然走向衰落，学术界一直众说纷纭。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严文明认为：“宗教、土木工程和战争的巨大投入，使良渚内耗过大，终于无力支撑而走向衰落。”

　　首先，宗教消耗惊人。在良渚出土的玉器中，绝大部分是礼器，工艺精湛，却只能用于宗教仪式。比如，有的玉琮在其四面各雕刻有一个人，长宽分别只有3厘米，但是冠、眼睛、鼻子、嘴、牙齿、胳膊、手指、指甲、身子和腿等一应俱全，而且身上还刻有花纹，堪称一幅微雕作品。严文明说：“这既是高超的技术，又是高超的艺术，只有高级的技师和艺术师才能做得出这么精美的器物，这时候一定出现了细致的社会分工，否则不会生产出这样高水平的玉器。这些艺术品闪烁着文明的光芒，但是它们基本上都是宗教法器，不能用于生产，可以说没有实用价值。”

　　其次，土木工程庞大。如果说这些玉器已经足够令人瞠目结舌的话，那么莫角山遗址的发现就只能用不可思议来形容。莫角山遗址呈长方形，东西长约670米，南北宽约450米，面积30余万平方米，土层厚达10.2米，可以看见人工建筑的三个土墩，呈三足鼎立之势。从发掘的1400平方米的面积中发现了大片的夯筑基址和大型柱洞基址。

　　严文明进一步指出：“那些柱子洞是方形的，足有40厘米见方，估计上面一定建有很高等级的建筑。而且前两年在这里还发现了一座290万平方米的城，在城的底部铺着一层石头，每一块都有五六十米那么宽，上面筑起黄土城墙，因为旁边都是黑色的淤泥，石头和黄土都只能从后面的山上搬下来，我们可以想见，这将是一个多么浩大的工程。所以，良渚肯定不是一般的城，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国家的都城。”

　　同时，战争消耗同样不可小觑。在良渚出土的墓葬中基本上都会有钺，或石钺，或玉钺，说明这里崇尚武力而且战争频仍，几乎是人人皆兵，同时修建这么牢固的城，也是为了用于战事防御。

　　除了这些解释之外，还有的学者认为气候环境的变化也是导致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文化突然衰落的原因之一。据了解，距今4000年前后，全国气候包括长江流域都出现了变干变凉的趋势。由于长江流域的史前农业以种植水稻为主，水稻对水的要求非常苛刻，所以这次气候变化有可能使得水稻减产。同时，长江地区洪水灾害频繁，对史前人类也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莫多闻认为：“长江中下游地区地势低平，洪水灾害频繁是该地区人类社会难以持续发展的原因之一。环太湖地区良渚文化时期，人口迅速膨胀，因而在平原低地上大规模开垦农田和营建聚落，许多聚落分布到海拔3米以下的地区。另一方面，由于海面波动和河湖水系的泥沙淤积都可能引起水位的逐步抬升。人类对低平地区的开发同河湖水位上升的矛盾，加重了水患的危害，因而也成为引发良渚晚期出现文化衰落的另一原因。”

　　长期的内耗和气候等自然环境的影响，终于使得良渚文化迅速衰落，就像曾经繁华富庶的庞贝古城一样，仿佛一夜之间，永远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之中，只留给我们无限的惆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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