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消息，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二）”已顺利结项，具体成果将于近期公布。据权威人士透露，在第一期工程的基础上，经过3年的时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二）”在社会精神文化、年代、环境、技术与经济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

　　9月26日，首都博物馆即将举办“早期中国——中华文明起源”大型展览，届时主办方将通过210余组件的重要文物，展示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历程，以及早期中国从萌芽到初创的发展脉络，在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为广大观众带来文化盛宴。这将从大众普及层面，把普通民众的目光再次吸引到这个关系每个炎黄子孙的历史文化千年之问：中华文明到底起源于何时？她是如何孕育、发展起来的？

　　“公元前3500年，本次研究的起点”

　　近年来，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华文明的源头至少可以追溯到夏代早期，但有没有可能更早，却一直存在争论，随着近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引发的争议，这一问题更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科技部于2001年组织实施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有关研究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作为主要承担单位，联合国内30余家一流科研机构参与项目的实施，直接推动了学术界，尤其是考古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和探索。

　　该项目的总负责人之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赵辉说：“文明起源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也决定了文明探源工程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或者说是中国史学的基本任务之一。它从规模上、形式上都可谓史无前例，研究地域覆盖了参与史前文化的主要区域，研究的内容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研究资料也不断有新的发现。”

　　据悉，第二期工程将研究的时间范围设定在公元前3500年至前1500年之间，对此，作为社会精神文化课题组的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陈星灿解释道：“之所以把公元前3500年作为本次研究的起点，是因为当时中原地区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社会复杂化的倾向。同时，在淮河流域、长江中下游、西辽河流域也都开始了这个进程。不仅如此，中原和周围地区各个文化圈之间的接触渐渐多了起来，出现了阶级分化，也出现了文化的汇聚和融合，从这个意义上说，早期中国文明在这时已经初露端倪。”

　　公元前3500年即仰韶晚期，当时的技术状况有了相当明显的进步。技术与经济研究课题组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袁靖指出：“技术进步首先表现在出现了多品种农作物种植技术，可以有效地使用可耕种土地，还出现了多种家畜饲养技术，并且开始制作铜器，有了冶金技术，同时，陶器制作工艺技术由泥条盘筑向快轮制作转变，能够制作多种特殊陶器和原始瓷，制陶开始专业化。”

　　生产技术的进步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复杂化，这时候聚落出现分化，同时墓葬也开始分化。在谈到不断有新发现的山西省襄汾县的陶寺遗址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严文明说：“陶寺已经出土的千余座墓葬呈现出了典型的金字塔式结构，约90%的墓葬里只有一个人，没有任何随葬品；约10%的墓葬里有几十件随葬品；在不到1%的大墓里，不但有棺材，而且随葬品多达上百件，其中还有像龙纹盘、鼍鼓、石磬等贵重物品。”陈星灿从聚落考古的角度对这一现象作了阐释：“陶寺比以往任何一个社会都复杂，如果说之前的社会还相对平等的话，那么到了陶寺时期，就已经慢慢变成一个鲜明的阶级社会，而我们所说的文明也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体现出来的。”

　　上古传说具有历史文化价值

　　中华文明广博深邃、容纳百川，绵延数千年而历久弥新，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迹。但是，中华文明究竟是在何时、何地、以何种形式发轫并发展起来的，却一直缺乏直接的证据。因此，千百年来流传的各种上古时期的神话，就成为学者研究时不能回避的材料了。

　　“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在遥远的上古时代，黄帝和炎帝是神话传说中的部落英雄，后来被奉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这种血统上的认同感在历史上发挥了极强的凝聚力。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史料极其稀少，后人对祖先的了解微乎其微，只能通过想象而给他们“撰写”光荣的历史。很多学者曾对上古创世传说持保留甚至怀疑态度。到了清代，乾嘉学者崔述立志要廓清上古史中大量附会和谬误，他不仅考辨具体历史问题，而且还上升到理论，其著作《考信录》被齐思和誉为“是对于古代史料第一次的彻底批判，是对于传说神话第一次的大扫除”。顾颉刚深受崔述的影响，在上世纪20年代创立“古史辨派”，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在学术界引发了一场古史大辩论。疑古派的影响很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几乎笼罩了全中国的历史界”。

　　对此，严文明认为：“神话传说虽然不是真实的历史，但也并非无中生有。传说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禹穴之时，以铜为兵；当此之时（春秋战国），作铁兵。现在看起来，这些传说和考古发现的情况还是基本吻合的。”

　　现代考古勾勒出早期中华文明轮廓

　　在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探讨中，几乎所有重大问题的提出和解决都是由重要的考古发现促成的。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发现了仰韶文化遗址，出土了造型独特的陶鬲和大量彩陶。因为彩陶纹饰与中亚土库曼斯坦的安诺遗址等较为相似，他认为中国的彩陶是从西方传入的，这似乎又印证了之前某些西方学者提出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因此，安特生的观点一经提出，旋即引发中西方学者旷日持久的大论战。

　　中国考古学家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脚步从未曾停歇。1928年，李济等人在安阳殷墟发现了商代晚期的宫殿基址和王陵，出土的甲骨文、铜器、玉器和陶器证明殷墟就是商代晚期的都城，有着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商代历史成为信史。不久，山东省章丘县龙山镇的城子崖又出土了大量的漆黑乌亮的黑陶，被称为“龙山文化”。

　　三种不同地区的不同文化会不会存在某种联系？这个疑问很快就有了答案。1931年，梁思永在安阳后冈遗址第一次发现了由殷墟、龙山、仰韶三种文化遗存依次堆积的“三叠层”。后冈三叠层揭示出从仰韶文化到殷墟文化发展的实际轨迹，从而弥补了中华文明形成进程中的缺环。严文明说：“它的发现等于给中国历史做了个编年，虽然当时的认识还不全面，但这也是中国学者的一种探索。”

　　1955年，在河南郑州发现了商代早期的城垣遗址，其后经过20多年的勘探发掘，基本上确定了这是商代早期的都城遗址，城内有宫殿基址，城外有多处铸铜、制骨和制陶等手工业作坊遗址。由此，中华文明的起点至少已经提前到商代早期。

　　为了寻找夏墟，1959年，考古学家对河南省偃师县的二里头遗址进行试掘，发现了一种早于商代的文化遗存，后来被命名为“二里头文化”。又经过多年的发掘，在二里头相继发现了宫殿和宗庙基址，同时出土了许多青铜器、玉器、石器和陶器。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二里头是夏代晚期的都城，中华文明的起源上溯到了夏代晚期。

　　上世纪80年代，河南省登封的王城岗遗址又发现一座30万平方米的城，根据“禹都阳城”的传说，专家推测这里很有可能就是禹的都城，于是，文明的上限又追溯到夏代早期。正是在考古学家薪火传承地不断探索中，早期中国的轮廓已基本清晰可见。

　　“环境是文明起源的重要因素”

　　广袤的中华大地早在万年前就已稻谷飘香。距今约8000年前后，长江中下游地区和黄河流域，包括山东、甘肃、西辽河地区先后发展出水旱两种不同的农业生产，生产技术越来越发达，陶器制作也越来越精美。

　　新石器文化从距今约6000年开始进入加速发展时期，农业的比重明显增大，人口激增，有的地区已经出现了文明的因素。环境课题组负责人、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莫多闻认为：“文明是新石器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凡是新石器文化起源比较早、发展比较繁荣的地区就会最早诞生文明。从某种意义上说，文明在哪里起源，是由环境决定的，黄河上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及西辽河地区的文明起源就远远早于其他地区。”

　　浩浩汤汤的河水带来了生命的气息，人们依水而居，繁衍生息。西辽河流域的牛河梁遗址是红山文化的代表，距今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大型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址。与红山文化相媲美的良渚文化是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明，分布着以莫角山为核心的50余处良渚文化遗址，有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良渚出土的玉器工艺精湛，是我国古代玉器中的珍品。但是，由于各自不同的原因，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相继衰落了。

　　相比之下，中原地区的发展一直处于比较平稳的状态，4000多年前的全国性气候变化和洪灾也没有对农业生产造成致命性打击，在与周边地区文化的相互融合与碰撞中，渐渐形成了强势的中原文化，终于在这片土地上崛起了中国的第一个王朝——夏，迎来了中华文明的第一个高峰期。

　　中华文明的起源呈现出多元区域性的不平衡发展态势，各地区走向文明的道路或方式都不尽相同。已故哈佛大学教授、世界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曾认为，每一个地区就是一个文化圈，每一个“交互作用圈”都有自己的文化特点、都有自己的根，它们的关系有时密切、有时疏远，但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密切，而且文化圈也在逐步扩大。这些“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在相互渗透、不断汇聚与辐射中缓慢形成了独特的中华文明。

　　正如严文明所言：“中华文明不是一夜之间就到来的，也没有一个所谓的门槛，它需要一个漫长的逐步文明化的过程。”同样，我们探索文明起源的脚步也将永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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