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诗的国度,有着悠远辉煌的诗歌传统。在几千年的诗歌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一直是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正像闻一多所说:“诗人的天赋就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众多伟大优秀的爱国诗人,激荡人心的爱国佳作,如江海奔腾,蔚为大观。
早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就出现了《无衣》、《载驰》、《六月》等同仇忾、敌外侮的爱国诗篇。“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子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真实地表达了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御敌的爱国凝聚力和向心力。大诗人屈原,无限热爱自己的家乡,用生命铸就了爱国主义文学的第一座高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这些以《离骚》等为代表的《楚辞》中的瑰丽诗章,洋溢着深沉炽烈的爱国感情和对进步政治理想的追求,熔铸着刚毅坚强的人格精神与生死不渝的爱国赤诚。
如果说先秦诗歌爱国主题因时代原因体现为对乡邦之国的热爱,那么,随着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汉民族意识日益增强,“人的觉醒”带来了“文的自觉”,诗歌中的爱国主义主题也日益自觉、完善。在汉末三国两晋南北朝天下分裂时期,渴望天下统一成为这一时期爱国诗歌的主旋律。东汉末年,女诗人蔡琰身逢乱世,辗转流落匈奴十二年,虽嫁匈奴左贤王,生二子,然最终告别匈奴亲人,回归中原故里。蔡琰以其亲身遭遇撰成《悲愤诗》二首,揭示了东汉末年因军阀篡权乱国而导致的家破子亡的悲惨生活,具有强烈的时代性。曹植《白马篇》以“幽并游侠儿”“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华章,上承《无衣》、《国殇》的爱国传统,下启大唐边塞诗派的爱国豪情。左思的《咏史》“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鲍照的《代自蓟北门行》“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裴让之的《北征诗》“匈奴定远近,壮士欲横行”,这些诗篇共同表达了诗人们身逢乱世而报效国家、为国立功、安定边疆的爱国情感。北朝民歌《木兰诗》更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代父从军、为国建功、得胜回朝、功成不居的爱国女英雄形象,感人至深。
“愿将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如果说天下分裂时期爱国诗歌主题表现为渴望统一,那么统一时期的爱国诗歌则表现为讴歌盛世的时代强音。作为我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发达的强大王朝,唐代强盛的国力,铸就了意气风发的民族魂和昂扬高蹈的时代精神,也引发了诗人们对祖国壮美河山及大好形势的热爱,爱国主义的豪情油然而生。“诗仙”李白许多描写祖国山水的篇章就是明证。在他笔下,江山秀美,花柳无私,风物流丽,处处充满可爱。而边塞诗人笔下也洋溢着杀敌必胜的豪情:“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更催飞将追骄虏,莫遣沙场匹马还”,显示出昂扬斗志和冲天豪气。怎奈“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唐帝国在安度了鲜花著锦般的鼎盛之后,开始了“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的安史之乱,也引动了李白“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的愁怀。距今1252年前,杜甫为安史叛军所俘,身陷长安,眼见山河依旧而国破家亡,写下“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这首意蕴深沉的爱国名作,道出了当时和后人在同类境遇中的共同感受,遂成为千古传诵的爱国名句。“诗圣”杜甫的诗歌,称得上是爱国主义文学的一座珠穆朗玛峰。杜诗的爱国内容是广阔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他的政治抱负,“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是他的献身精神,“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他的忧民情怀,“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是他的忧国忠心。他的绝笔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仍在深深慨叹着国运国情:“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后人称“少陵有句皆忧国”(周紫芝语),诚哉斯言。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如果说大气豪迈是贯穿大唐爱国诗歌的主色,那么沉郁忧患则成了两宋爱国诗词的主调。宋朝虽然历经三百余年,但却是积贫积弱,内忧外患不止,尤其是徽钦二帝被掳,中原沦陷于异族统治,南宋苟安一隅。时代的沧桑,使素以天下为己任的宋代知识分子忧心如焚,陆游作为伟大的诗人,他用全部的热情和毕生的心血唱出时代的最强音。直到临死之际还喊出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铿锵语句。忧患主调不仅使素有忧患传统的诗歌在宋代感伤时势格外突出,而且渗透到一向以抒发男女情爱为正宗的词体。北宋初年范仲淹的《渔家傲》“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怀古》“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张元幹的《石州慢》“万里想龙沙,泣孤臣吴越”,岳飞的《满江红》“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张孝祥的《六州歌头》“闻道中原遗老,常南望”,陆游的《诉衷情》“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辛弃疾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陈亮的《水调歌头·送章德茂大卿使虏》“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清人赵翼《题元遗山集》云:“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这些爱国诗词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点。元明清三朝阶级矛盾和民族关系紧张,涌现出一系列新形势下的爱国诗篇,如张养浩的《潼关怀古》、于谦的《出塞》、俞大猷的《舟师》、戚继光的《望阙台》、张煌言的《甲辰八月辞故里》等。
1840年鸦片战争后,爱国诗歌呈现出与以往中国古典诗歌不同的内容和意识。侵略者的坚船利炮,不仅打开了中国的国门,而且震撼了诗人的心。先觉者的哀世忧患意识,扩展为大批诗人的民族危机意识,从而形成了一股反侵略、反投降的爱国诗潮,表现出近代爱国主义的新特征。中华民族面对外来他者的强大及本国统治者的无能,一面开始突破传统的忠君爱国意识,表现出反侵略与反封建相结合的趋势;一面又突破狭隘的民族情绪,表现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近代思想,前者以姚燮的《高阳台》、张维屏的《三元里》为代表,后者以林则徐和魏源的诗为代表。20世纪初,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兴起,近代爱国诗歌反封建帝制的浪潮标志着古典忠君爱国思潮的终结,古典爱国诗潮完成了它的历史新变。
时光流转,来到20世纪后半叶。沈水之阳,维我降生。难忘在童年时,家里的墙壁上就悬挂着天安门的一张巨幅照片。15年前第一次来到首都北京,站在天安门广场上,深刻感受到对祖国发自心底的热爱。上小学时,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祖国》,给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了对祖国最初的知识性记忆。上中学时,偶然参加中国历史知识竞赛,又偶然成为冠军,乃被推举为历史课代表,更加激励了我对祖国历史的系统学习。10年前,有幸参加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庆游行,走过十里长街,耳边回荡着《我爱你,中国》,那阵暖意,至今难忘。 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际,郑重写下以上作为一个青年文学研究者的感言,敬献给养育我们的伟大祖国。
我爱你,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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