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的巴黎：二战时栖居纽约的法国知识分子》

　　[法]艾曼纽·卢瓦耶/著

　　张文敬/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年5月第1版

　　有人说：“法兰西的民族情感和每个在危难时刻留在祖国与国家命运共存亡的法国人，都无法容忍和原谅在‘二战’中流亡纽约的那些知识分子的‘背叛’行为。”但是艾曼纽·卢瓦耶的《流亡的巴黎》并没有停留在对“流亡者”这一概念的认知上，而是怀着对法兰西同胞的特殊情感，从人性观察的角度出发，重现了“二战”期间这一段鲜为人知却完全不应被忘却或忽略的历史。

　　作者指出，尽管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法国流亡者却从未考虑过改变国籍，他们永远不会质疑自己的法兰西民族身份。但是作为流亡者，要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生存下去，必须依据生活的现状来重新确定自己的身份。离开法国很令人悲伤，尽管能够离开已经是一种运气和优待。这数千名法国难民并不知道将在美国纽约这座陌生的城市呆多久，也并不愿意融入先前的美国法裔移民，他们的时间感仿佛一直凝固并停留在他们离开法国的那一天，他们频繁而狂热地与法国亲友们通信，试图从纽约的建筑和文化碎片中找到巴黎的痕迹。在这种特殊的身份下，这些流亡者自觉不自觉地担任了其他角色。

　　欧美文化的融合者。流亡的法国艺术家们试图在纽约重建起一套波西米亚的生活结构，他们甚至还曾将1941年时的纽约看做是心目中巴尔扎克时代的巴黎。在此之前，法美两国的艺术交流与纷争已经十分丰富，以法国艺术品为代表的欧洲艺术品在风格导向上引领潮流、深受市场追捧，这无疑会影响美国本土艺术家的生存发展，后者为此采取了地方保护主义的态度，对来自欧洲的艺术家十分敌视；与之对应的是，欧洲艺术家在美国艺术家面前存有根深蒂固的优越感。而超现实主义者对待美洲的态度，一方面体现为强烈的排斥、拒绝承认美洲现代历史，另一方面则将古代印第安历史作为汲取艺术养分的新来源。因此，流亡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们，客观上被动地充当了文化融合的角色，促进了欧洲现代绘画和美国乡土主义绘画的融合，他们与背离美国本土传统的青年知识分子和青年艺术家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学术与政治的异国情调。1942年2月14日，自由高等学院在美国纽约成立。这所学院寿命不长，战争结束时便宣布解散，但它却十分有名。这固然来源于斯特劳斯和罗曼·雅柯布森两位大师在此任教并携手创建的“结构主义”，而且从后来来看，自由高等学院的学者们不同于其他流亡纽约的法国知识分子，他们坚定地支持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这或可解释为卓越学术者同时具备的精准政治眼光。

　　对于1940年6月法国战败的反省，流亡者们也从未停止过思考。“大国崩塌”的耻辱感和创伤回忆激发了他们的深刻反思。在作者看来，法国知识分子在流亡中的抵抗赖以为继的是他们对“精神家园”的据守，而这种精神的据守最终促成了现实中的回归。诺曼底登陆不久，巴黎解放，盟军胜利已成大势所趋。与当时已安心定居在美国的德籍科学家、学者不同的是，大多数法国流亡者更加坚定了回国的决心。德籍流浪者这样的选择也是无可厚非的，德国对他们的伤害很难全然推到纳粹党徒的身上。法国流亡者却没有这种感受，他们在心中把法国与维希傀儡政权切割开，并不认为法兰西民族特性上出了什么问题。法兰西民族身份的建立，总是与世界主义精神息息相关，法国人最自豪的民族特点就是兼容并蓄，巴黎仍然是他们心目中的世界文学与艺术之都。

　　作者认为，当今历史学不应再专注于勘校考据，法国二战史研究除了关注抵抗运动之外，对流亡历史的评议论证不失为另辟蹊径的一项研究。通过本书，作者把这段在战火硝烟中被边缘化的插曲重新拾起，把这些流亡者喻为文化的“桥梁”，并从人物、人性、人文的角度重新考察历史。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书为史学界开启了拓展视野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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