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南开大学常务副校长陈洪

　　自爱国教育家张伯苓和严修创办南开大学以来，今年已是九十个年头。九十年的风云变幻，南开大学从最初一所规模很小的私立学校，发展至如今一所部属重点综合性大学，为国家、民族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谱写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光辉篇章。在南开大学九十华诞来临之际，南开大学常务副校长陈洪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畅谈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总体印象和文科教育的未来发展。

　　哲学社会科学成绩斐然

　　记者：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投入和支持力度，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您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近些年的工作作何评价？

　　陈洪：近些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景象。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支持的力度主要体现在研究经费的增长上。目前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年度经费已经超过了3亿（不包括教育部以及其他渠道）。虽然经费不能说明一切，但是它还是能说明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视。同样，国家对大学文科研究的支持力度也在增大。以南开大学为例，我们文科的科研经费2006年大约是2400万元， 2007年是2900万元，2008年是3900万元——增幅非常明显。这意味着我们承担的任务也重多了。看了南开，也就可以知道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大致情况了。

　　另外，文科同行们承担与我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有密切关联的课题明显增加，这也是可喜的变化。还以南开为例，现在我们在研的全国社科规划办的重大项目9项，教育部重大项目12项，每一项科研经费都在50万元以上。我们有6个教育部国家级的研究基地，还有6个“985”项目下的文科研究基地。这些基地都承担着若干重大项目，很多校内外的同行都是在这些平台上开展自己的研究工作的。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历了一系列严峻考验，如应对去年“5·12”大地震、金融危机等。党中央积极稳妥、成功高效地处理了这些突发事件，这为国际社会所普遍承认。在这些重大事件中，无论是决策的形成，还是政策的贯彻执行，哲学社会科学界同行们的作用有目共睹。这种“智囊”的作用越来越成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自觉的追求，他们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为中央决策提供资料和思路，做了大量工作。比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是近些年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的一个很重要的平台。中国APEC研究院设在南开大学，它是开放的，全国范围内和这项工作有关的多学科专家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我举的虽是南开的例子，反映出的应是普遍的态势。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经过了这么多的考验，在大的问题上一直能够保持一种良好的状态，其中渗透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大量的心血和努力。

　　记者：多年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与自然科学相比，她的发展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困难，您也一定有体会。

　　陈洪：当然存在问题，有的可能还比较严重。不过，这些问题有的正在解决，我相信有些问题在不远的将来会逐渐得到解决。

　　比较突出的，仍然是哲学社会科学在整个社会中受重视程度不足。至今我们没有国家级的社会科学奖，也没有文科院士制度——虽然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但毕竟是一种偏失。诸如此类，都是认识没有完全到位的表现。

　　我们国家、民族正处在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但是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现在拿得出来的高水平、高层次成果还不多——无论是总结经验、深化理论，还是剖析问题、厘清教训，真正的大手笔作品尚不多见。

　　高等教育成绩与问题并存

　　记者：作为一所大学的管理者，您如何评价我国高等教育这几十年的发展？尤其是面对当前的学生就业困难，您认为我国的高等教育模式存在哪些问题？

　　陈洪：近十年来我国的高等教育总体来讲有了巨大发展，对教育的投入跟以往相比不可同日而语。这些年高校办学规模发生很大变化，虽然对这一点有争议，但应看到其基本事实——我国各方面事业快速发展，必然对人才的要求有所增加，这是合乎逻辑的。中国人口众多，我们国家和民族最可宝贵的资源就是我们有潜在的人力资源。但是可能性要变成现实性，人口大国要变成人力资源大国，必须得有足够规模的、高质量的教育，因此教育规模呈现较快发展，总体看是必然的，是好事。

　　但是高等教育不可否认也存在问题。陈省身先生在世时，党和国家领导人每年都要看望他，听取他对我国教育和科技发展的建议。连续几年，陈先生都反复强调，要想科学发达，一定要办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而要办好高等教育，培养高端人才，一定要有第一流的师资；要有第一流的师资，就要大幅度改善大学教师的待遇。没有相应的待遇，就吸引不来第一流的人才，就不可能培养出一流的学生。连续提了几次后，在一次会面前，有人提醒他说：“这个话题您已经提过好几年了，这次是否考虑换一个话题？比如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潮流问题。”结果陈先生在见到领导人时说，安排这次见面的工作人员让我换一个话题，但我认为还是要先说一下这个话题，因为这是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

　　现在大学教师的待遇较以往有了很大改善。可是这种改善的力度和范围远远不够，比如现在大学很多青年教师月收入不过两三千，支撑一个家庭有相当大难度，所以很多优秀青年学者不愿意从教。中国有句古训“千金买骏骨”，意思是说，大家知道你有招揽好马的诚心，必然会将全天下的好马送来。同理，有了优越的环境和待遇，优秀人才必然会应声而来，平庸者自然会逐渐被淘汰。现在许多学校以“百万年薪”招揽高级人才，这个自然很好，但是还应该考虑作为绝大多数普通教师的待遇和工作环境，尤其是青年教师。

　　人才培养应和国情相适应

　　记者：这两年，大学生就业难，有些专业的文科生就业更难。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陈洪：这个问题涉及方方面面，不是简单的教育本身的问题。就高等教育自身而言，几个层次都有不适应的情况。高等教育本科专业的设置和调整还不能和社会经济生活实现灵敏的互动。有些专业和社会需求不太对口，还延续着以前的培养模式，毕业生多了，但又不是社会最需要的，就业难等问题的出现也就在所难免。

　　另外，在本科阶段，大学培养的人才应是多种类型的。现阶段本科生毕业之后，继续深造的毕竟是少数，大部分都要直接走向社会，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仿效某些发达国家高校的做法，一味地强调搞通才、通识教育。中国的人才培养模式应和我们的具体国情相适应，本科教育的专业性仍应是课程设置的基本点。

　　当然，质量问题也是重要因素。前些年高校扩招，很多专业的招生数量大幅增加，但教学条件、师资力量没有及时跟上，于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学生培养质量下降问题。此外，在高端人才培养方面，由于评价大学的标准较为单一，导致各高校都一窝蜂地想方设法申请博士点，增加博士点。但申请下来后，师资条件和学术水平并没有相应地匹配。博士点多了，招的人也多了，但博士生的整体水平有所下降。博士生培养，其质量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入口环节，没有吸引到最好的生源。中国现行的与博士培养有关的薪酬制度，无论是在学习过程中还是就业后，待遇都偏低，不足以吸引一流人才。当然，不能说博士生源中完全没有一流人才，但比例是偏少的，而且呈下降趋势。

　　其次是学制问题。现在的学制偏短。人文学科需要大量读书、查阅资料，有些还需要做社会调查，目前实行三年学制，中间还要再发表文章（这本是“土政策”，但已成通例），无论是学习还是论文的写作，实际上都是不够的。但若以现在的待遇延长学制，优秀人才就更不会来读了，这又是一个连锁性的系统问题。

　　另外，对于导师，尤其是文科导师的责任和权利需要有一种科学的界定。文科的博士生大多数不能直接参与导师的工作。这和理科不同——理科的学生很多直接参与到导师的实验中，在实验室里做工作。文科尤其是人文学科，研究工作的个体性很强，由于学生不直接参与导师的工作，人文学科的导师对于博士生更多的是一种单向的投入。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用体制性的规范保证导师对学生的责任心和投入，需要我们认真研究，而不能把这些方面笼统地等同于理科或是社会科学。

　　过度量化考核引致学风浮躁、学术失范

　　记者：近年来，学术不端行为层出不穷，文科也未能置身事外。您怎么看待此种现象？

　　陈洪：从数量上看，目前我们的学术论文、专著的数量比以前有了成倍的增长，但是，真正具有原创性、对学术具有重要促进意义、能够推动学科向前发展的成果，还远远不够。我想这种现象和学风有关，再进一步说，又和我们目前的评价体系有关。

　　这不是指对于具体哪一个人的评价体系，而是指对于整个学校教育的评价体系。作为上级主管部门，在对学校各类指标评价时都有过于量化的倾向，数量统计在现在评估体系中的权重是比较高的。如同高考对中学教育起指挥棒作用一样，这些统计、评估对大学办学也是指挥棒，以致有些学校规定教师成果数量和经济利益直接挂钩。这就必然导致教师千方百计发表论文，而论文的原创性、学术质量以及发表文章所必需的学术积累就都谈不上了，学术自然就被“注水”了。

　　这种评价方式对人才培养也不利。教师授课水平的高低很难用量化标准去衡量，他对教学投入多少、备课用了多少精力，都是相对无形的。那么，一边是难以测量的、弹性较大的工作，一边是成果明显、和经济利益直接相关的“成绩”，无形之中，就必然出现重“科研”、轻课堂教学、更轻视课堂之外和学生直接交流等育人环节的倾向。

　　此外，它衍生出的另一个怪胎就是论文抄袭现象屡屡发生。因为大家都想发文章——对教师来说，是出于考核的需要；对博士生来说（有的学校甚至下延到硕士生），如果发表的文章达不到一定数量，就毕不了业。学校为什么要这样规定呢？一个原因是跟风，因为大家都在这么做。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学生发表的文章会署上其学校的名字，这对于这所学校将来统计成果、进行各种评估，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实际上，我们的博士教育的学制是偏短的，在三年的学制中要求发表两篇以上文章，还要在核心期刊上，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那么在这种难于达到的要求之下，就出现了花钱买版面，甚至抄袭的种种现象。

　　与此同时，社会上有些人将学术刊物作为一种产业来经营。他们通过各种手段取得一些学术刊物的增刊、专栏，甚至是全部经营权，然后再通过高价卖出版面获取不当赢利。这种情况和学风的浮躁、学术的腐败一起，形成了一个怪诞的链条，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利益共同体。

　　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说，都与大学评价、大学管理的机制、标准密切相关。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尤显突出。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性问题，想要解决它非常困难，但是，这需要我们有勇气来面对，把它当成一个重要的问题来研究。特别是当很多方面取得成绩的时候，更应直面自己的不足，否则很难继续前进，甚至还会出现倒退。

　　记者：您觉得在现有体制下，怎样改善文科教育与研究？

　　陈洪：刚才讲过，这是复杂而困难的问题，我概括一下前面的看法，那就是：“增加投入，改进管理；变更评价，突出教学；着眼长远，抑制浮躁；尊重规律，慎兴工程；导向明确，多元共存；加强研究，提倡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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