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质被成功解救后，他们不但不恨绑匪，反而为他们辩解，一位人质甚至建立了基金以帮助绑匪支付辩护费用。瑞典犯罪学家Niles Bejerot将这种受害者对压迫者或施虐者的依恋称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1973年8月23日，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Sveriges Kredit银行发生了一起抢劫案。两名绑匪劫持4名人质近6天时间。在这次事件中，人质对绑架他们的匪徒产生了依恋情结，他们害怕警察胜过害怕绑匪。其中一位女人质和一名绑匪有出于自愿的性接触。人质被成功解救后，他们不但不恨绑匪，反而为他们辩解，一位人质甚至建立了基金以帮助绑匪支付辩护费用。瑞典犯罪学家Niles Bejerot将这种受害者对压迫者或施虐者的依恋称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时间和空间上离我们更近的一个例子是2002年秋发生在俄罗斯首府多布沃卡文化剧院的一起人质绑架案。在这次事件中，800多名观众被40名自杀式袭击的车臣恐怖分子劫持为人质。事件解决后，1名美国学者和2名俄罗斯同行对11名人质（2男，9女）进行了访谈。结果发现，除了1名男性人质以外，其余的人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症状。

　　普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人质在被绑架的那段时间里体验到了从未体验过的恐惧和无助。在囚禁的环境中，人质丧失了时间感，因为关押人质的地方通常没有窗户，见不到阳光。那是一种度日如年的生活。人质正常的生活秩序被打乱，处于生理期的妇女没有必要的护理措施。受害者思念亲人，不知能否活着见到他们。此时对于受害者来说，求生的动机超过了一切。为了取悦控制者，受害人对于迫害者的喜怒哀乐高度配合，结果受害人关心压迫或控制他们的人胜过关心自己。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不只出现在人质绑架事件中。实际上，只要双方存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处于弱势的一方都可能对支配者产生认同体验，比如遭受家庭暴力的妻子对丈夫的认可。受暴妇女经常对外袒护自己的丈夫，并且认为丈夫施暴是因为自己做得不够好，一般情况下她们也不会主动选择结束这种“浪漫”关系。

　　妇女在遭受家庭暴力期间，可以被视为是施暴者的人质，因为两者在许多方面都有相似之处。首先，她们能够感受到丈夫对自己身心的威胁。如丈夫经常会说，她要是提出离婚，就杀死她或她的全家。对此受害人极度恐惧。丈夫的悔改表现相当于绑匪对人质的小恩小惠。暴力平息后，施暴人有时会买一些小礼物给妻子，或者向妻子道歉，保证以后再不会发生同样的事情。这时受害妇女很容易被打动。面对司法部门干预，受害女性不希望施暴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因为她们担心丈夫回来之后暴行会变本加厉。

　　如同人质被绑匪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受暴妇女也完全暴露于丈夫对自己的评价当中。在暴力家庭关系中，施暴人不断地贬低、侮辱妻子，故意伤害她的自尊心。丈夫的评价完全碾碎了妇女的自我价值感和自信心，她完全以从丈夫那里得到的爱的数量来评价自己。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个体在这种极端的情境下都会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一些受害妇女会理性地处理她与丈夫之间的关系，有些人质合力将绑匪推到窗户前面，以方便警察射击。所以，不能认为受害者对于控制者的认同存在于多数人身上。强烈的道德感、坚定的信念和一种扪心自问的反思，可以降低或弱化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产生。

　　无论是认同还是顺从，实际上人质都是在尽力使自己表现得通情达理。人质的人性化可以提升生存的机会，这对解决人质危机的警察和谈判者的启发是明显的。谈判者应该尽量让人质在绑匪的心中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具体的人，以促成绑匪对人质积极情感体验的产生。在人质事件中，警察应该首先确定卷入事件中的人质的数目以及他们的名字。之后可以让绑匪传递一些个人的信息给人质。这种信息会提醒绑匪，人质是一个有家庭的真正的人，而不仅仅只是他们手中的一个工具。同时，这也向绑匪暗示官方力图和平解决问题的意图。

　　不当解救导致进一步伤害

　　不过，由于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强大效应，美国防暴警察在受训时都会被告知，不要轻易相信获释人质提供的消息，因为他们可能提供假情报来帮助绑匪。同样原因，防暴警察在现场破门而入时常常要防备人质的怪异举动，因为人质常常会突然用自己的身体挡在警察和绑匪之间，或上来抢夺警察的枪。对此，营救方应该多有心理和行为上的准备。

　　在解决大规模的人质绑架事件时，官方要审慎地采取行动。2002年俄罗斯文化剧院人质事件中，有130名人质死于俄罗斯特殊武装（Russian Special Forces）释放的不明毒气。此外，无论是医院还是医生对于人质的抢救和护理都不尽人意。所有这些让人质体验到了另一种伤害。因此，不恰当的解救不但会增加不必要的伤亡，而且会进一步加深幸存者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和失望情绪。

　　关于创伤康复的多项心理研究表明，在人质事件发生后立即对受害者进行心理干预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很多时候甚至会产生副作用。应该给人质平静和休整的机会，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资源和社会支持网络应对人质事件带给他们的心理创伤。在这之后如果受害者认为他们需要帮助，心理治疗可以适时介入。

　　获释人质同样需要来自家庭的帮助，以使他们能更快地从心理创伤中解脱出来。人质在被扣留期间体验到了从未体验过的孤独和无助。但是受难的经历难以沟通，这时家庭成员应尽量避免让他们回忆痛苦的经历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大众传媒经常会给受害者带来更多的心理负担和压力。尤其是那些对绑匪产生认同的人质，在被媒体不恰当地报道之后，不了解情况的人会对他们投以异样的眼光。这会给受害者带来更强的心理创伤，使他们对自己的道德品质产生怀疑。同时，记者对绑匪的丑化会让这些受害者产生困扰，因为记者的报道与他们的体验不相符。因此，人质事件发生后的一段时间内，家庭和心理医生应尽量减少新闻媒体对受害者生活的侵扰。

　　有效处理体验和创伤

　　一段时间的休整之后，应该鼓励受害者重新回到工作岗位，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这对他们的心理康复大有裨益。工作本身和有序的生活会转移他们的注意力，避免对创伤经历的再体验。被绑架期间人质的自我效能受到了挑战，在工作中他们会重新找回自己的价值。

　　知识具有解蔽和启明的功能。了解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产生原因及应对策略，有助于人质在绑架事件中争取主动。如果个体对于恐怖事件有心理上的准备，那么整个的人质体验和创伤都会被更加有效地处理。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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