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李廷江在某报国际论坛版发表题为《中国对日研究不必那么功利》的文章，提醒说“中国需要全方面地研究日本，不能只有一个功利主义的视角”。对此，我们认为李先生对中国的日本研究实在是太缺乏了解了。

　　新中国的日本研究，经历了20世纪50—60年代“高度政治化、内参化”时期，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形成了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全方位地研究日本的局面。不可否认，在80年代，中国的日本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为实现中国现代化而借鉴日本经验，这个目的性或者说“功利性”，是极其明确的。正如邓小平在1980年指出：中日两国友好合作，不光是做生意，还需要交流经验。在科学技术方面中国要向日本学习，在企业管理方面更要向日本学习，这比做生意还重要。我们接触了日本和欧洲、美国的管理经验后，觉得更需要汲取日本的经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13、683页）8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主编了《战后日本丛书》（9册），其中8册都是关于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著作。在此前后，又出版了《日本的经验与中国的改革》等8册集体课题的研究成果。如果统计一下全国十几家日本研究机构的成果，以“学习日本经验”为主题的著述就更是数不胜数了。

　　然而，这种“功利性”并没有排斥非“功利性”的日本研究。例如同是在80年代，中国学者撰著、出版了皇皇13卷“东亚中的日本历史”（日文）；90年代中日两国学者在中日同时出版了10卷本“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90年代后半期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国内学者撰著（或编著）的“日本学基础精选丛书”，对日本的历史、文化、语言、文学、教育、艺术、经济、社会等领域分册出版系列专著，其中有的著作被再版、重印，受到了高校师生的欢迎。

　　即使在小泉执政时代，中国的日本研究也没有如李先生所说，以“解读中日冲突……代替日本研究的全部”。当然，如果从媒体上发表的文章看，“解读中日冲突”的文章发表得确实是多了一些、集中了一些，但是，媒体不是中国的日本研究的主要平台。从日本研究界看，在那段时期不仅没有出现以“解读中日冲突……代替日本研究的全部”的情况，反而是国内学界对日本文化、民族、社会等方面的研究呈现出“更上一层楼”的态势。

　　最近，中国社科院日本所举行了祝贺著名翻译家、日本文学研究学者叶渭渠先生80寿辰暨学术讨论会。作为研究日本文学的大家，叶先生对日本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可谓达到了“世界级”水准，一位日本学界的老前辈说用“著作等身”来形容他已经不够了，因为如果真的将他的著作横着摞起来，已经超过了他本来不矮的身高。

　　当今，中国的日本研究呈现出多元、多样、多渠道的特征：一部分学者怀揣热心肠，甘坐冷板凳，不为时事所扰，埋头于日本的某个领域的基础研究；一部分学者坚持“洋为中用”，认真研究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提供借鉴；一部分学者将日本置于区域乃至世界的视野中来审视，通过比较研究和地区研究来深入发掘日本的“个性”；一部分学者运用自己的研究积累，紧紧跟踪形势热情评点时政；一部分学者采用了中国学者特有的方法论，比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来研究日本的某一领域等等。以何种角度、途径和方法来研究日本，应该说都是学者的自由，那种认为中国的日本研究“只有一个功利主义的视角”的评判，实在是与事实相去甚远。

　　笔者认为，为我国的现实需要服务，应该是包括对日研究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如果把这叫做“功利性”，那么，我们不仅需要这种“功利性”，而且还要加强这种“功利性”。然而，这绝非意味着我们的研究“只有一个功利主义的视角”，正如前面所说，一部分研究者对“为国家服务”的意义上的“功利性”的追求，并没有排斥其他研究者开展非“功利性”的研究。“功利性”的研究和非“功利性”的研究不仅可以齐头并进，还可能相互促进。

　　至于说到中国的日本研究，应该说它确实存在很多不足之处，需要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将日本“放到解剖台上”进行细致而客观的解剖，“装在实验管里”进行见微知著的化验。而从李先生的文章中，我们也确实读出了他对中国的日本研究的深切关心和期待。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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