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处理学术腐败的“三大招数”

　　读完本报第20期（2009年9月3日）头版报道《完善制度，匡正学术不端》很有些感触。高校的学术不端，早已不是新闻，但今年似乎进入高发期，仅经媒体曝光，且涉及大学校长、副校长、院士、长江学者的就有五六起。结合以往学术不端的旧闻，我们发现，在处理学术不端事件上，高校已经逐渐学会“三招”：

　　第一招，乾坤大挪移——“不知情”。适用场合：共同署名成果被查证抄袭、造假。最新的案例是，某大学校长共同署名论文陷入抄袭风波，第一时间内，该校长就表示自己对抄袭“不知情”，“主动承认”负有疏于管理的责任，其弟子接受媒体采访时，则揽过一切责任。

　　第二招，声东击西——“打击报复不可信”。适用场合：单独署名成果被查证抄袭、造假。由于找不到“不知情”的理由，因此，当事者认为自己的成果被举报，其实是有人心怀鬼胎，想打击报复，实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此招试图把人们的视线，从抄袭转移到人情恩怨。

　　第三招，挥刀自宫——“制度受害者”。适用场合：事实被查证，即将进行处理，意图只是为让当事人逃脱严惩。当学术不端事实被查证，处理不可避免，但是轻处还是重处，实在大有讲究。相比于国外学术界，国内学术界对学术不端的处理，是比较轻的。这是因为相关方对于学术不端“充满同情”，其主要原因，是认为他们是受学术评价制度所累，是制度惹的“祸”。

　　（熊丙奇 上海交通大学）

　　加强社会建设，应对经济难题

　　为何要以加强社会建设的办法来应对经济难题？这主要是因为经济难题的形成并不单是出于经济原因，它与社会结构、社会体制、社会政策等社会因素具有密切关联性。

　　一般来说，社会问题与经济问题是相互依存而又相互转化的。在经济衰退的状况下，社会决策者应运用国家行政力量的强大干预，来约束和缓解经济的自发性和盲动性，防止经济问题演变为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越是在特定时期社会资源相对匮乏之际，社会决策层就越是需要以社会公平正义来稳定和凝聚人心，确保社会生活健康、有序地运行。

　　因此，以加强社会建设的办法应对诸如教育、就业、分配、社保、内需不足等经济难题，当是眼下为经济复苏和社会和谐创设有利条件的题中应有之义。

　　（周全德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高考招生中的地域歧视

　　目前，高考已经结束。但是，反思高考远没有结束。其中，高考招生存在的地域歧视问题尤其值得关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11条规定：“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第32条规定：“高等学校根据社会需求、办学条件和国家核定的办学规模，制定招生方案，自主调节系科招生比例。”这似乎给高等学校的自主办学权和自主招生权提供了法律依据。但第32条的前提必须是“根据社会需求”，而不是根据所属地域的需求。

　　目前，当务之急是对于教育部直属院校和国务院各部委所属高校，在其高考招生中，既然是“面向社会”，所以要划定统一的分数线，从高到低录取，不考虑地域。对于地方政府所属高校，可以赋予其一定的招生特权，也可以适当面向外地，但要控制比例；在分数线上可以适当低于上述高校分数线，但也不能过低，否则就有悖于高考的本意。

　　（郭辉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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