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呼吁成立国家级电子古籍整理委员会

　　本报讯 日前，由首都师范大学电子文献研究所和首都师范大学国学传播中心共同举办的“第二届中国古籍数字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首都师范大学电子文献研究所所长尹小林表示，甲骨文的数字化平台建设、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的开发、自动标点以及语义分析人工翻译等智能功能的完善是未来古籍数字化的重点发展方向。

　　据介绍，近年来我国古籍数字化取得了较大进步。2008年首都师范大学成功申报了数字文献学专业。该学科以中国古典文献为基础，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以历史、文学、艺术、地理、计算机等不同门类的学科建设为平台，是一门文理结合、综合应用的交叉学科。而由首都师范大学电子文献研究所开发的大型数据库《国学宝典》，2009年已成功进入了清华同方数据库系统，并以每年1亿多个汉字的速度扩充其知识内容。

　　“我国古籍数字化进程的真正提高，还应尽快制定相应的电子古籍整理标准、统一字库、规范浏览器等工具的使用。”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任赵敏俐教授呼吁，尽早成立国家级的电子古籍整理委员会，彻底结束“群雄割据”的时代，在技术和分工上真正做到有据可考，有法可依。 （李桃）

　　学术研究需要时代和民族的智慧

　　本报讯（记者郑巧 陈静 通讯员祈海文）近日，教育部社科委学部工作会议在山东大学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义认为，作为一种学术文化形态，人文社会科学像神经系统一样敏锐地感应着时代气息和民族发展的需求，并把实践过程的创新尝试、复杂经验提炼为问题意识，形成社会认知的焦点或热点，并逐步加以系统的学理化，反过来提高实践行为的自觉程度。

　　杨义解释说，人文学者要自觉地参与这种文化的“神经系统”，这样他才可能在“感应—思想—回应”的程序中，既认识时代的“我们”，回报“我们”，又认识作为神经元的“我”，从而提升“我”。他浑然一体地兼修“我”与“我们”。如此创造出来的学术，既可以吸收时代和民族的智慧，又可以融入自己独到的智慧。这种学术才是有生命的。

　　结合自己多年教学和培养人才的经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童庆炳认为，在人才培养中，尤其需要向研究生讲述清楚治学的过程。这个治学的过程是一个“进”—“出”—“进”的过程。“进”是通过读书、调查，搜集资料，梳理资料，进入研究对象的过程。研究者对这次过程要采取客观的态度，不能根据自己的先入之见，各取所需。“出”是指研究者不要沉醉于原始资料中，而要超越已经掌握的资料，走“出”来审视。提出了理论和学术假设，不等于研究的完成。研究者要再一次“进”到研究对象中去，这次“进”去，是要对材料加以处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用那些精而真的资料，全力去求证所提出来的理论假设，是“摆事实，讲道理”。

　　苏联文学“解冻”，凸显文学社会影响力

　　“教训与启示：苏联历史专题研究”研讨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潘启雯 通讯员张静鸥）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主办的“教训与启示：苏联历史专题研究”研讨会8月24日在京举行，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沈志华在会上指出，一个国家文学艺术的发展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有国家和社会提供的丰富创作素材；有独立的文学家队伍。

　　沈志华认为，这两者缺一不可，如果只有国家和社会提供的素材，而没有独立的、成熟的文学家队伍，没有他们深入地思考国家面临的各种问题，从而用文学的手段加以反映和表现，也就不会有伟大的文学作品出现；同样，有了文学家队伍，如果国家和社会存在的问题不紧迫、客观条件不典型，或者作家不能真实地反映现实，也写不出有代表性的、有震撼力的典型作品。所以，只有把文学的“解冻”放在俄罗斯文学发展的总进程中去研究，才能比较清楚地看明白文学“解冻”的原因以及它在俄罗斯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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