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艾克恩主编的《延安文艺史》已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它回顾和总结了延安文艺的光辉历程，既有广度，又有深度；既全面把握，又突出了重点。

　　该书对延安文艺的全面研究主要是进行纵向、横向、宏观、微观的研究。纵向研究，实际上是追根溯源，借以正确说明延安文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条件。通过纵向的研究，该书认为，延安文艺是五四新文化革命的继承和发展，是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艺的继承和发展，是苏区文艺的直接继续和发展，是陕北革命根据地文艺的汇流。这几个时期所积累的丰富经验教训和锻炼出来的革命文艺队伍，对于延安文艺的形成和发展，至关重要，表明延安文艺站到了当时新的更高的历史起点上。横向研究，是指研究当时的经济、政治、军事等客观环境对延安文艺的深刻影响。比如，从经济方面来说，延安所在的陕甘宁边区，经济本来欠发达，又长期处于战争环境，加上国民党的封锁，当时延安的军民可谓雪上加霜，连基本的生活用品也难以为继。在这种经济环境下，延安的文艺家必须亲自动手，参加生产劳动。他们的不少作品正是延安大生产运动的反映。如塞克、冼星海的《生产大合唱》，贺敬之、马可的《南泥湾》等。宏观研究属于文艺运动史的范围。延安有众多的文艺院校、文艺团体、文艺报刊、有文艺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街头诗运动以及包括秧歌运动在内的广泛而持久的群众文艺活动。该书通过宏观研究，表明延安文艺的内涵丰富，形成了一条多彩多姿的独特的文艺风景线。微观研究主要是对作品和作家的研究。该书对当时文学和艺术各门类的作品都作了认真的评介，说明了作品的创作经过，分析了作品的主题、人物形象和艺术特点。

　　正确的方向是延安文艺的生命。该书认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仅成功地解决了延安文艺的方向问题，而且对社会主义文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该书对于延安文艺的方向，不是单纯作理论上的分析，而是用延安文艺史的全部事实证明它的正确。其中最重要的是创新精神和时代精神。该书对这两种精神所作的评价，是最有见地，也是最值得重视的。

　　该书高度评价延安文艺的创新精神，认为延安文艺大丰收的根本特点是文艺创新。延安文艺是文艺史上一次上规模的群体性的创新实践。这次创新实践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它同时具备创新的三个重要条件，即创新理论、创新源泉和创新主体。

　　创新理论是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毛泽东的《讲话》从头到尾洋溢着创新精神，其论述集中到一点，就是创造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崭新的人民文艺。这是延安文艺创新的灵魂。

　　创新源泉是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的新生活。新生活孕育新文艺。工农群众的新生活使延安文艺从内容到形式获得了全新的面貌。一大批新型农民成了延安文艺的中心人物。这在中国文艺上是史无前例的。比如，柯仲平的大型歌剧《无敌民兵》成功地塑造了从农民中成长起来的优秀的游击健儿的形象。柳青的长篇小说《种谷记》着力刻画了优秀农民的典型王加扶。欧阳山笔下的农民高干大也是一个对党和革命事业忠心耿耿、无私奉献的感人形象。此外，作为创新源泉的工农群众的新生活存在着无比丰富的文艺创新的原料。延安文艺家进入工农群众生活的深处，发现了一个新的艺术世界。他们在那里提炼作品的主题思想，捕捉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使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一句话，文艺创新是从这里起步的。延安文艺中一些作品的原始材料更直接来自群众，来自民间。《白毛女》的原始材料来自河北阜平一带“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东方红》则是以民间歌手李有源的《移民歌》为雏形而逐步完善的。

　　创新主体是一大批延安的文艺家。他们有较高的理论修养和艺术修养，而且几乎都去过前线或有地方工作的经历。经过学习《讲话》和延安整风，他们的思想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因而成了延安文艺创新的一支劲旅。他们在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中表现了坚强的决心、高昂的激情和高度的自觉性。他们坚信，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是实现文艺创新的必由之路。比如，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被茅盾誉为“卓绝的创造”，“民族形式的史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是从群众生活的土壤中开出的新花。

　　创新理论、创新源泉和创新主体三者兼备，使延安文艺群体性的创新实践不但是上规模的，而且是持久的。不同风格、形式多样的作品层出，令人耳目一新。正如郭沫若所说，以延安文艺为代表的新文艺完全是一派“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感情，新的作风，新的文化”。

　　该书在高度评价延安文艺创新精神的同时，大力弘扬延安文艺的时代精神。延安文艺紧贴时代，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有两个显著特点。

　　首先，起点很高，即定位在时代的最前列，充当时代的先锋，从而表现出排除万难，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这个特点是由当时的环境决定的。延安时期是决定中国人民命运的关键时期。为了争取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正需要时代先锋。延安文艺恰恰满足了时代的需要，表现了革命战士作为时代先锋的品格。在柯蓝的章回体小说《洋铁桶的故事》中，民兵和老百姓同日寇、伪军进行了殊死的斗争。主人公洋铁桶在负伤的情况下，仍高喊“冲锋”。他们使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寸步难行。歌剧《英雄刘四虎》塑造了以刘四虎为代表的英雄战士的形象，表现了他们压倒一切敌人的勇气。除了直接表现战争题材的作品以外，以后方的支前、参军、援军、救护和大生产等为题材的延安文艺作品，也不乏时代先锋的感人形象。

　　其次，深入本质，即彰显人民力量必胜、腐朽反动势力必败的时代基本趋势，从而表现出爱憎分明、立场坚定和积极乐观的品格。这个特点同旧时代的文艺有着本质的区别。《水浒传》里的鲁智深打死郑屠，解救了被郑屠强占的金翠莲和她的父亲金二，但金氏父女完全是被动的，消极的，没有改善境遇的新希望。即使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进步作家以及长期生活在国统区的作家，也始终找不到出路，看不到终结罪恶和黑暗的新曙光。在延安文艺中，当然不乏往日的血泪，但是随着旧故事的展开却不断传出新时代的信息。贺敬之、丁毅执笔的歌剧《白毛女》，归根到底是开拓光明，是对新社会的礼赞。马健翎的《血泪仇》写农民王仁厚一家的遭遇，显示出两种社会两重天，新社会的建立和旧社会的灭亡都是完全不可避免的。至于丁玲的报告文学《田保霖》写农民田保霖带领群众组织合作社，发展农村经济的事迹，更具有创造美好未来的社会示范作用。

　　上述两个特点表明，延安文艺所表现的时代精神是时代新觉醒的标志。它集中了时代先锋所要求的优秀品质和道德情操，方向明，境界高，具有极大的激励作用和鼓舞作用，从而使延安文艺呈现清新刚健、朝气蓬勃的特色。这是中国文艺有史以来一种崭新的精神境界。

　　创新精神和时代精神是互相联系、互相促进的。时代的发展变化，要求文艺创新；文艺创新，才能满足时代需要，推动时代前进。创新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统一，是延安文艺的基本特色，也是延安文艺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

　　《延安文艺史》的意义远远超出文艺本身。它所诠释的延安精神，它所诠释的延安文艺的精神实质和基本经验，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光耀千秋！

《中国社会科学报》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及本网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