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的生存处境在当前最凸显的问题是,它越来越陷入以量化指标为标准的评估体系之中。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综合类人文社科期刊千刊一面、缺乏个性和特点的情况非常严重,统一的管理模式和评价体制更强化了这种情况,要取得重大发展必须进行结构性调整。
学术期刊想要达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只有通过网络化一途。
现代化是当代中国人追求的目标。人文社会科学应当研究、阐述现代化的进程,从现代化的视域去考察中国和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问题。人文社科期刊是人文社科学术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和人文社科研究以及人文社科学者的历史使命、社会责任是一致的,甚至可以说是一样的。人文社科期刊应该从现代化的视角去理解自己的使命和职责,去应对自己的生存处境。
中国人文社科期刊当前面临着三个必须考虑和应对的问题:一是以量化指标为标准的评价体系,二是期刊的结构调整,三是期刊的网络化。
两大类指标捆绑学术期刊发展
中国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的生存处境在当前最凸显的问题是,它越来越陷入以量化指标为标准的评估体系之中。
一方面,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成为教师职称晋升(干部职务、职位提升)、学生获取学位、学者学术水平成果考核以及申请各种项目、申报各种奖项的评判标准和依据。随着教育科研事业的发展,这类需求日益旺盛,在所有权和功利心的驱使下,学术期刊在这方面的功能也越来越被强化。这种发展趋势大大抑制和扭曲了期刊真正的学术功能的发挥。另一方面,学术期刊自身也被纳入由量化指标构成的评价体系之中。主要有两大类,一是期刊发文被转载量(率),一是期刊发文被引用量(率)。这两项指标现在成了学术期刊质量高低的主要评判标准。转载和引用的排序榜令众多学术期刊主编和编辑胆战心惊。被转载和被引用成了许多学术期刊关注的焦点、追求的目标,对文章能否被引用和转载的预估成了文章是否发表的重要原因。转载期刊在客观上就具有了学术评价的功能,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学术期刊发文的指针。如今中国学术期刊被这两大类指标捆绑缠身,成为办刊人无法挣脱的生存枷锁。
以引用量(率)作为论文和期刊质量高低的标准是有问题的。一般而言,引用大致有两方面,一是资料数据的引用,二是观点、思想的引用。不同学科或不同类型的论文引用情况的差异度是很大的,比如经济管理、法律、社会学等类文章对数据资料的引用比较多,刊发这类文章的相关期刊的引用量(率)当然就高。对观点和思想的引用则倾向于有新意有创见的或者是有争议有不同观点的,甚至是有错误的。显然,引用一篇文章的资料数据或观点思想,并不意味着被引用的文章就一定是好或优。引用量(率)的高低显示了文章的反响和影响,但不能简单地与文章的优劣划等号,不能简单地以引用量(率)作为评判期刊质量高低的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单位为了提高引用量(率),做出硬性规定,要求本单位人员发表论文必须引用本单位人员的论文和本单位主办刊物的论文。这种做法一旦蔓延,必将使引用量(率)失去准确性、客观性和公正性。
学术期刊的生存处境对于进一步发展学术期刊至关重要,而改进学术期刊的生存处境的当务之急是改进学术期刊的评价标准和机制。具体而言,要处理好学术期刊与转载量(率)、引用量(率)的关系。我们认为,第一,转载和引用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术期刊的质量,期刊必须重视这方面的数据状况。但前提是转载期刊和评价机构必须秉持公正客观的立场和态度,并且采用科学合理的方法、手段和具有较高的学术评价水准。第二,改变目前学术期刊评价活动中对转载和引用的过度倚重。转载奖励制度要合理调整和降温,制止一切为达到转载和引用而采取的不正确的办法和手段。第三,学术期刊和转载期刊既相互关联又要保持一定距离,互不干扰,各自在平行的轨道上运行。学术期刊是转载期刊的源头,转载期刊虽然在客观上具有某种评价意义,但不应当夸大扩展这种功能。第四,引用数据发布机构要尽可能提高数据的科学性、合理性、准确性、公正性和透明度。现在的问题是大家都简单地把这些数据看做评判质量的标准、排名的依据,而没有认真地去思考如何看待和运用这些数据,以改进期刊质量。我们认为,有些数据可以作为评判期刊质量的参考,但不能作为依据、标准。例如,期刊发表文章属于规划项目所占比例数、学报发文校内校外比例数等等,因为一篇文章质量的高低并不取决于它是否归属于某个项目,也不取决于它的作者是本校的还是外校的。
综合类期刊须进行重大结构性调整
中国人文社科学术期刊要取得重大发展,一是要重新思考和调整评价标准及机制,另一个则是必须进行重大的结构性调整。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我国的人文社科期刊绝大多数是包容各门学科的综合类期刊,千刊一面、缺乏个性和特点的情况非常严重,统一的管理模式和评价体制更强化了这种情况。
我国的人文社科期刊不下一千种,大多是双月刊。按最保守估算,假设每本期刊140页,每期发文20篇、20万字(每篇1万),一年就是120篇、120万字,一千份期刊一年发文12万篇、12亿字。按100个学科算,每个学科一年论文量有1200万字;按1000个学科算,每个学科也有120万字。学术期刊的年产量是够高的。学者个人只能阅读其中的很少一部分(以至有人将许多论文斥之为“学术垃圾”),管理部门也无力照管(于是,国外的SSCI即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在我国也就演化成了“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可是另一方面,近年来,许多高校的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和国家创新基地又纷纷以“以书代刊”的方式出版专业期刊,这与为数众多的综合性学报(期刊)形成鲜明对照。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矛盾将进一步加剧。
所以,从数量上看,我国的学术期刊似乎能够满足学术发展的需要;但是从质量和实际情况看,我国的学术期刊并不能满足学科和专业发展的要求。如果我们坚持期刊审批制度,那么出路只能是对现有的期刊进行大规模的逐步调整,即将相当部分的综合类期刊转型为专业类期刊。
学术期刊网络化趋势不可逆转
人文社科学术期刊面临的又一个重大问题便是期刊的网络化。近年来,随着网络事业的发展和高校办学条件的改善,学术期刊的主要读者群——高校师生大多通过网络阅读期刊上的文章,纸质期刊少有问津,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发展,这一趋势将有增无减,学术期刊网络化将是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
纸质学术期刊虽然还不至于被淘汰退出历史舞台,但其市场和销量已被封堵,现在已被局限于高校、科研院所、党校、公共图书馆、部分党政机构等单位和部门的公费需求,个人需求微乎其微。学术期刊想要达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只有通过网络化的途径,试图通过扩大纸质版销量的途径达到双赢已经走不通,甚至可以说无异于缘木求鱼。
眼下,我国的学术期刊早已被具有超高智商和谋略的网络公司一网打尽,通过他们的网络技术,读者得以自由而方便地阅读与自己生活、学习、研究有关的文章。学术期刊的论文通过网络而产生的巨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纸质版所无法比拟的。学术期刊的作者和编者的辛勤劳作及其成果通过网络得以传播四方,社会效益大增,其代价则是将经济效益拱手让给了网络公司。过去的事实已成为历史,我们从历史中得到的是经验和教训,而不是数不尽的埋怨和责备。如果要责备,只能怪我们自己对高科技应用的觉悟太低太慢,好在如今各个学术期刊编辑部已经逐步觉悟过来。
然而,期刊网络化摆在我们面前的不只是经济效益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关于学术期刊长远的、未来的发展方向和道路的问题。那么,究竟如何实现期刊的网络化问题,期刊的纸质版与电子版是什么关系,期刊网络化采取独家还是多家抑或同类型甚至不同类型期刊结成同盟形式等等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上述这些问题都是在现代化全球化过程中产生的,与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中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思想方面的变革和状况息息相关,因此,必须从现代化的视域来考虑和处理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的生存处境及其所面临的问题。
(本文根据作者在第八届“全国综合类人文社科期刊高层论坛”上的发言整理修改而成,作者系《复旦学报》(社科版)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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