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1914年赴日本留学。1926年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不久参加北伐。1928年避居日本。1937年只身回国参加抗战。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政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等职。郭沫若是革命的前驱战士、进步文化界的一面旗帜、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新文学的奠基者。代表作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卜辞通纂》等。其中，《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创造性地把古文字学和古代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天地，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

　　编者按：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与国运交相辉映的是，60年来哲学社会科学的成就蔚为大观、几代学者群星璀璨。站在历史和时代的节点上，让我们一起来回顾那些曾经与民族同命运、与祖国共荣耀的学术大家，重温他们经久弥香的学术经典，触摸他们穿透历史的人格魅力。

　　“我今天接受了无上的光荣，也接受了庄严的使命。”这是郭沫若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一句诗。
　　1949年10月9日，郭沫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副主席；10月19日，他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同时兼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在此之前的7月，郭沫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会议上当选为主席。成为新中国科学文化事业的一个身居高位的管理者，郭沫若的身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无论对于一个学者还是一位诗人，都可以说是一种政治上的光荣，当然也就意味着被赋予了更多的历史使命。所以，在担负起科学文化事业管理者职责的同时，郭沫若并没有搁置研究工作，而是继续在学术领域驰骋，直至其人生最后的一段旅程，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史学研究取得新进展
　　
　　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以来，古代社会分期问题就是郭沫若历史学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根据新的历史资料、殷墟的考古发现、不断出土的铁器等等，继续完善他已经建立的奴隶社会学术体系。1952年《奴隶制时代》出版，1972年修订再版，书中收录了论述殷周至秦汉社会形态及古代社会分期问题的论文十余篇，是“《十批判书》的补充”，也是郭沫若阐述中国奴隶社会学说的代表作。书中详细论述了“殷代是奴隶制”、“西周也是奴隶社会”、“西汉不是奴隶社会”等一系列问题，对于中国奴隶社会下限的观点，郭沫若作了重要修正，确定“奴隶制下限在春秋与战国之交”。该书确立起“战国封建论”的完整体系，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后古史分期问题讨论中最具影响一派的代表。后来集众多历史学家编写的历史教科书《中国史稿》，即采用了郭沫若的古史分期说。
　　在文物考古方面，郭沫若从1950年起逐一对30年代以来出版的七部古文字研究论著进行补充、订正、再版，然后转向对于出土器物的单篇考释，陆续发表考释文章40余篇。他的学术关注点有：关注考古学上的重大发现，如《鄂君启节》研究；补录《两周金文辞大系》，如《吴王寿梦之戈》等器铭考释；注意古代风习、制度，如《长安县张家坡铜器群铭文汇释》等；订正史书记载讹误，如关于《侯马盟书》、《新出土侯马盟书》等；总结古文字辩证发展的线索，如《蠡器铭考释》、《信阳墓的年代与国别》等；探索一些重要文物的疑案，如晚周帛画、汉墓壁画、郑成功大元等；为其奴隶制研究进一步寻找佐证，如《訇簋》、《师酉簋》等器铭的考释；推动《甲骨文合集》的进展，等等。

力主浪漫主义文论
　　
　　作为诗人、文学家，文艺理论是郭沫若一直关注的学术领域，20世纪20年代即著有《文艺论集》、《文艺论集续集》等，40年代提出了系统的历史剧创作理论。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对文艺理论问题的思考主要不是纯理论性的，而具有明确的实践性和现实针对性。早在郭沫若以新诗人的歌咏登上五四文坛之际，他与创造社一些作家曾开创了新文学浪漫主义的黎明期。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在新文学运动中很快被终结，之后销声匿迹几十年。1958年，郭沫若发表了一篇题为《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写道：“在我个人特别感着心情舒畅的，是毛泽东同志诗词的发表把浪漫主义精神高度地鼓舞了起来，使浪漫主义恢复了名誉。比如我自己，在目前就敢于坦白地承认：我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了。这是三十多年从事文艺工作以来所没有的心情。”
　　借助于毛泽东诗词的创作发表来为一种文艺理论恢复名誉，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郭沫若则以此为契机，为文艺的浪漫主义精神，为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和浪漫主义文学张目，力图纠正只讲现实主义的偏狭。他撰文说：“从反映过程来说，艺术的本质是现实主义的；但如果从创作过程来说，艺术的本质也可以说是浪漫主义的。在现实的基础上，加上作家主观能动精神的酝酿过程，自然会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出现。”郭沫若以自己的创作实绩来支撑理论上的主张。他接连创作了历史剧《蔡文姬》和《武则天》，这两部剧作延续了他历史剧创作一以贯之的浪漫主义手法和风格：具有浓烈的主观抒情色彩，富于内在的理想主义精神。借由这两部历史剧的创作，引出了历史学与历史剧的关系、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关系的学术讨论。郭沫若主张历史学要真实，历史剧可以浪漫。“创作历史剧应当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运用浪漫主义的手法。我们总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追求历史真实，实事求是，然后进行加工、想象和夸大。”他认为，单纯用易卜生的写实手法创作有些过时，需要加上浪漫主义。
　　袁枚的《随园诗话》主性情说，曾风靡一时。郭沫若在年轻时“喜其标榜性情，不峻立门户”，“能摆脱羁绊”。但时代变迁，“其新颖之见已觉无多，而陈腐之谈却为不少”。也是在这段时间，他重读该书，“揭出其糟粕者而糟粕之”，从陈见中读出新意，得77篇短文，成一部《读〈随园诗话〉札记》，多涉文学创作、历史人物评价等问题，是一部很有见地的学术随笔。这与他整理、校订《再生缘》应该有着同样的用意。其实包括在“文革”期间郭沫若所著《李白与杜甫》一书，在其极力“扬李抑杜”的文字中，我们可以读出作者的另一层学术动机：褒扬李白浪漫主义的文学精神。
　　作为共和国学术文化事业的一个管理者，郭沫若把浪漫主义文艺思想包容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之中。而且郭沫若力主浪漫主义的意义并不全为一个具体的理论主张，事实上，他所有那些关涉文艺的学术文化活动中都贯注了一个明确的文化诉求：文艺理论不要定于一尊，文艺创作不能一花独放，应该让文艺园地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场景。

好做翻案文章
　　
　　在学术研究上，郭沫若喜欢标新立异。他认为：“凡是具有独创性的东西，在开始出现的时候，未有不是新异的。只要你有社会基础，有理论根据，你的学术价值迟早会得到广泛的承认。一时性的‘异’会转变为比较长远性的‘同’。”标新立异实际上就是创新意识，这一直是郭沫若学术研究最重要的特点。从研究中国古代社会、金文甲骨之学开始，郭沫若的学术成就总是伴随着学术上的创新。
　　“好翻案”，是郭沫若自青少年时期浸淫于今文经学传统所形成的思维特点，亦成为其鲜明突出的学术个性。做翻案文章是他在学术研究中创出新见的有力方式。为历史人物翻案，推翻历史成说，对历史人物作出新的评价，在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的学术研究中呈浓墨重彩的一笔。“历史是发展的，我们评定一个历史人物，应该以他所处的历史时代为背景，以他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为标准，来加以全面的分析。这样就比较易于正确地看清他们在历史上所应处的地位。”“我们今天要从新的观点来追求历史的真实性，替曹操翻案；而且还须得替一切受了委屈的历史人物，如殷纣王，如秦始皇，翻案。”
　　1959年初，郭沫若创作了历史剧《蔡文姬》，他明确表示，“我写《蔡文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替曹操翻案”。紧接着，他撰写了《替曹操翻案》一文，立即在学术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郭沫若认为，由于受封建正统观念的束缚，历史上对于曹操的评价是不公平的，甚至把他脸谱化为奸臣，今天应该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他从曹操的屯田措施、边疆政策、民族政策、打黄巾军等诸多方面分析了曹操的功过是非，认为曹操对于当时的人民是有大贡献的，对于民族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是有大贡献的，所以“我们在今天是要替他恢复名誉”。转过年，郭沫若又创作了历史剧《武则天》，撰写了数篇关于武则天的文章，辑录了一批有关她生平的史料，还这个被骂了一千多年的女皇帝以“一位杰出的历史人物”的本色。
　　以历史剧创作和史学论著相辅相成来做翻案文章，可谓相得益彰。这既是郭沫若历史剧创作的独到之处，也是他对历史研究的一种学术追求。在由两部历史剧创作引出的历史学与历史剧关系的讨论中，郭沫若提出科学与艺术结合的命题：“我是想把科学和艺术在一定程度上结合起来，想把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在一定程度上结合起来。”“那就是史剧创作要以艺术为主、科学为辅；史学研究要以科学为主、艺术为辅。”
　　《李白与杜甫》是郭沫若最后一部学术论著，写于“文革”时期，多遭诟病。谓其“扬李抑杜”的见解是为“迎合”，阶级分析的方法是政治而非学术。后者有时代的原因，前者则是毫无根据的臆测。事实是，郭沫若写《李白与杜甫》是私下作的研究，当时并未想到发表出版的事情，只是因为发生了中苏边界冲突事件，他关于李白出生地的考证文字被披露出来，《李白与杜甫》一书的撰述才为世人所知。
　　《李白与杜甫》的学术动机非常明确：挑战传统的、也是主流的学术倾向。“千家注杜，众口扬杜，一家注李，偏轻于李。”这也是在做翻案文章。该书对于李白家世的考证及李白生平活动的研究，对于李杜诗歌创作的研究等多有新见。不过在《李白与杜甫》的写作中，诗意的成分过于浓重，其中或者还融入有作者的某些精神寄托，这自然削弱了学术论证的力度。
　　“百花齐放百鸟鸣，贵在推陈善出新。”郭沫若辞世已逾30年，而这两句诗一直题留在他最后居住过的院子里。诗中所道，既有郭沫若的自许，也是他对于共和国学术文化事业的一种期待。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回顾郭沫若的学术活动和学术成就，应该说，他为新中国的学术文化史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他所孜孜以求的，以“百家争鸣、群花怒放”来促进学术创新，推动学术发展，造就学术繁盛的局面，已经成为现实。（本文关于中国古史分期、文物考古等内容的叙述主要参考了谢保成先生的相关论著，特此申明）（作者单位：郭沫若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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