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形象与历史传承下来的中国体验、中国认识、中国趣味、中国观、汉学、中国学等一系列概念截然不同，其探讨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历史性的描述或者总结，而是重点突出中国形象是如何在域外的语境之中被加以描述、操作乃至构建起来的过程。

　　回顾自己求学与研究的经历，可以说是一直往复于“日本学”与“中国学”之间，今后也将沿着这一“间学”走下去。作为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的毕业生，我有幸被推荐到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日本哲学史专业学习，成为藤田正胜教授指导下的首届博士研究生，从而真正地进入到一个纯粹研究的殿堂。2001年回国之后，有感于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之热，进而考取了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博士课程，师从“科举学”研究专家刘海峰教授，研究外国高等教育历史。正是因为涉猎了这样两个截然不同的研究领域，所以令我最为深刻地感受到了学科的“壁垒”与“跨境”的危险，也最为深刻地意识到必须统一自身的研究方法。
　　京都大学日本哲学史的研究秉承德国哲学式的基本方法，尤为注重思辨性的思维方式；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学的研究方法则延续了历史学的传统，特别关注资料的甄别整理。如何实现学科之间的跨越，进而统一自身的研究方法，由此也就成为我困惑与焦虑的问题。其关键并不在于问题视角、历史焦点或者主体变迁的问题，而在于东西方乃至学科之间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或者研究方法的问题。就在这个时候，厦门大学周宁教授邀请我撰写其研究课题“域外中国形象”系列研究之一的“日本的中国形象”，从而使我一点点地走出焦躁不安的心境，获得了一个思想解放的契机。
　　中国形象的研究，如今成为一个学界广为关注的研究课题。什么是中国形象？正如周宁教授所指出的，乃是“知识与想象的‘表述’或‘话语’”。也就是说，其基本的核心在于“知识”与“想象”，其落着点在于“表述”或者“话语”，而且这样的落着点具有一定的“权力”观念。这一概念与历史传承下来的中国体验、中国认识、中国趣味、中国观、汉学、中国学等一系列概念截然不同，其探讨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历史性的描述或者总结，而是重点突出中国形象是如何在域外的语境之中被加以描述、操作乃至构建起来的一个过程。不仅如此，作为一个“权力”观念，形象本身具有了一定的张力，也就是“形象张力”。它一方面受到来自外部的“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的影响，另一方面则与中国自身的“文化张力”构成了一组概念，以一个悖论的形式得以展现出来。
　　那么，日本的中国形象研究究竟涉及了一系列什么样的问题呢？首先，就日本的中国形象而言，依照历史，我将之归纳为作为文化帝国的中国形象、作为文明之比较对象的中国形象、作为他者的中国形象。所谓文化帝国，其基本内涵也就是儒教化的道德思想、律令性的国家制度、以文治国的政治理念、多民族融合的存在样态。古代日本构建起来的中国形象，即是以此为展开而寻求自身文化自觉的一个过程。所谓文明之比较对象，是指近代之后的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对比架构下的中国形象。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形象也从“文明的母国”转变为了“文明的落伍者”，中国被剥离了东方之代表的典范意义，成为被日本轻视、蔑视乃至妄图征服的对象。所谓文化他者的中国形象，则是最为深刻地体现在了二战后日本知识分子的中国认识之中。日本通过将中国确立为一个文化他者，从而为自身的现代文化建构提供了一个理论依据，也就是说，通过赋予中国文化以一个文化他者的特性，从而潜在地赋予自身文化以日本式的独特性。
　　其次，在这样的中国形象背后，究竟是什么在发挥着操纵与影响的作用呢？我认为，日本自身的传统文化观念、时代性的文明转型、历史事件的遗留影响、理性研究态度的呼唤，这一系列要素操纵了日本的中国形象的再生与演变。其基本的操作程序，一个是来自内部，即历史的与想象的“文化帝国”的演变史。日本通过将自身的历史编译为一个“外部刺激—内部反应”的模式，力图由此来构建起自身文化的主体性。一个是来自外部，日本借助中国来认识西方，同时也借助西方来反观中国，西方成为了东方不得不面对的“共同他者”。日本通过自己与这一“共同他者”的“共谋”，将一个巨大的“形象张力”施加给中国，构成了“共同话语”下的中国形象。在此，必须指出的一点，即正是这样的一个“共同他者”，令我们在心甘情愿的心态下，或者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抵抗之后而不得不屈服于它的话语霸权之下的同时，也将它作为我们自身发展的目标，一步一步地构建起我们自身的现代性。
　　第三，中国形象研究的现实意义究竟何在？不可否认，形象本身乃是他者意识的延续。因此，这一话语权实际上并没有掌握在主体之手，而是为他者所掌控，由此，也就必然与主体的文化张力之间构成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就中国而言，文化张力的延续遭遇到了他者语境下的中国形象的阻隔，形象张力的塑造则加剧了他者对于中国的“文化主体”的质疑，二者之间构成了显性的悖论。尤其是到了现代，一个正在崛起的、带有不透明性的军事大国，一个所谓“压制人权”、“缺乏自由”的中国，西方构建起来的这样的中国形象，不仅具有顽强的再生能力，同时也具有极大的破坏力。不仅如此，作为形象张力的一个必然，这样的中国形象也被加以无限地夸大与扩散，形成了一个包摄性的话语结构。这样一来，中国也就不得不为了这样的形象张力所造成的后果而努力地去争取自己的“话语权”。
　　中国形象的研究，实质上并不仅仅是中国形象的研究，同时也是日本文化的研究。这一研究将我之前的文学、文化、思想、教育的各个领域的研究串联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日本学”研究。不仅如此，通过这一研究，我也深刻意识到中国谋求自身“话语权”的研究到了现在是如此重要，从而令我突入到了近代旅外中国知识分子的中国形象的自认与自证研究之中，得以拓展出一个多领域、多视角的“中国学”研究。不可否认，作为一个历史大事件，21世纪的中国崛起向世界传递着一个无比强烈的文化信息，中国文化的理论建构的研究也由此而具有了一个广阔的前景。站在日本学与中国学之间，采取文化互动、多点测量的研究方法，谋求中国的形象张力与文化张力的合一，或许正是这一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与使命。（作者单位：厦门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报》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及本网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