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数字产品和技术的可获得性已渐趋公平，农民工使用这些先进技术手段来对自己生存状况进行实际改善的能力则还有待提高。经济文化层面积累的劣势与辛劳的现实生存处境相叠加，影响了他们在新时代关乎知识和信息的竞争中跨越这样的数字鸿沟的能力。

　　近年来，针对农民工的研究一直是学界的热点。在讨论了作为劳动力的农民工的钟摆式流动、研究了其形成与特点之后，如果我们将视角稍作转换，回到普通的、有血有肉的“人”本身来观察这个群体的生活世界，就会发现，他们不仅仅是遍布各种劳动场所的劳动者，也是城市中的各种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在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包括数字消费在内的消费生活伸出观察的触角并在其基础上进行移情的理解之后，我们看到了他们在纷繁复杂的数字时代不断摸索，以努力在漂泊不定的城市生活中寻找自我认同的身影。

　　手机：漂泊生活中的炫耀性消费与身份认同

　　在整个研究团队持续近十年的调研中，我们也不断感受到时代变迁的痕迹。在较早前对珠三角农民工的研究中，我们留意到价值不菲的名牌手机在年轻农民工群体中有迅速扩散的趋势，与他们微薄的薪水相比，名牌手机消费明显具有了炫耀的意味，换句话说，年轻的农民工赋予手机消费和使用以“社会竞争”的意义。之所以是手机而不是其他东西成为攀比炫耀的对象，是因为手机的便携性和沟通的便利性使它成为了伴随农民工漂泊生活的不二选择，也就是说，农民工的手机使用应和他们在异地他乡“无根”、“陌生”的漂泊状态联系起来进行观察。当农民工置身于异地他乡时，受生活情境的影响，陌生社会环境的冷漠使他们更重视友情和自己的关系资源，这加强了他们对手机所构建的社会关系网络的依赖。同时，一种“异化”的生存状态会使他们产生一种迷幻，进而怀疑自己作为一个主体的存在。而手机恰恰是这样一种他们能够把握的具体的“物”，他们可以利用这个“物”来和他人联系，并在这样的联系中表达自己的意志，确认自己的自由，从而肯定自己作为主体的存在状态。我们在一项对北京农民工手机使用状况的个案研究中剖析过他们在遭受“异化”的背景下寻找自我身份认同的努力。在被压缩的生活空间和长时间的劳动监控之下，他们正在经历丧失自由和迷失自我的焦虑，这时候和他们朝夕相伴的手机就成了“弱者的武器”。借助手机，他们可以随时随地和传统的关系网络（包括家乡的亲人、同出的老乡朋友、“江湖”上的朋友）保持联系，实现“虚拟在场”，安全灵活地选择自己需要的身份认同。

　　互联网：枯燥生活中的娱乐与虚拟人生

　　除去手机，农民工流入地也往往是互联网络基础资源较好的经济发达地区，这些地区网络服务商提供的服务项目灵活、价格低廉，无论是在信息的“可获性”、“可接入性”，还是在“可购性”方面都可以说达到了一种“普遍接入”的要求。简言之，对于农民工来说，只要其本人有意愿，完全可以实现与互联网的“亲密接触”。在珠三角工业区，网吧的遍地开花就是明证。可以说，网吧已逐渐成为了新一代农民工城市生活的重要体验。在近期的农民工调查中，我们特别对珠三角一家开设在某大型制造企业门外的网吧进行了观察。在2007年某个周日下午5点这个时点， 198个正在使用的用户中，玩游戏的大约有74位，69位正在看各种影视节目，其余的人或者使用QQ，或者浏览网页，听网络音乐。网吧管理员的判断也与我们的观察差不多，许多农民工来这里就是以玩网络游戏和看影视剧为主，能利用网络为自己未来工作寻求帮助的（例如使用网络寻找和发布求职信息）为数很少。

　　也就是说，他们大多数的互联网使用都是娱乐化而非工具化的。当实现了与互联网的接触之后，他们利用信息的能力和欣赏信息的意识大多还在一个有限的水平上徘徊。如果说数字产品和技术的可获得性已渐趋公平，农民工使用这些先进技术手段来对自己生存状况进行实际改善的能力则还有待提高。经济文化层面积累的劣势与辛劳的现实生存处境相叠加，影响了他们在新时代关乎知识和信息的竞争中跨越这样的数字鸿沟的能力。

　　对于这种虚拟世界所提供的满足感他们自身也并非没有觉察，正如一位被访的18岁青年农民工对我们说的那样，“其实是一种虚荣心，一种我比你强的虚荣心吧。在现实里面我本事不比你强，但是在游戏里面我比你强的那种虚荣心”。一位被访者直陈每天上班之余来上网是他们生活的重要部分，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上班工作。“上网就是我的生活方式”，“上班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打发时间”。也就是说，虚拟世界和真实世界的重要性被倒置了，由于真实世界中无法发掘更多的兴趣、干劲和意义，因此他们很难对真实世界中的自我价值产生认同，而不得不在虚拟世界中追求一种“虚假平等”。值得指出的是，对于这种虚拟身份的认同其实是他们在真实世界中遭遇异化的结果，但显然这样的认同不能成为他们建立稳固的自我认同的基础，因此也有可能成为另一种异化之源。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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