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息时代，舆论的作用更加受到关注。这不难理解，因为舆论影响力就是软实力，舆论环境是一个国家总体外部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中国的崛起，国际上特别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误解及猜忌不少，担心中国发展起来后将损害他们的利益。也因此，这些年来有关中国的各种论调层出不穷，不时表现出新特点。徐步认为，对国外复杂的论调，既要重视，又不要被牵着走。重要的还是冷静客观地分析中国的实力和国际定位，深刻剖析各种论调形成的依据和逻辑，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

　　面对国际上不断出现的针对中国的论调，我们的应对是冷静的。这种沉着冷静，源于我们对前进目标的不懈追求，源于我们对前进道路上种种障碍的清醒认识，源于我们对自身实力有客观的认识和把握，源于我们的国家领导人有前瞻性的战略视野，源于我们的政府有以人为本的博大情怀。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余年来，我们的国家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绝不是偶然的。

　　当今的国际关系正处于深刻变化调整过程中，代表人类未来的和平、发展、合作的潮流与代表过去的冷战、冲突、对抗的潮流同在。这两大潮流较量和角逐的结果，将决定人类的命运和世界的走向。
　　国际上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和认同中国的和平发展。然而，仍有不少人对中国的和平发展抱有种种疑虑，充满误解和偏见，散布形形色色的“中国论”，而且新的版本层出不穷。其中，有的论调以友好的面貌出现，有的以妖魔化中国的面貌出现。提出这些论调的人既有国外的高校教授和国会议员，也有政界名流和政府要员，可谓遍及各个层面。
　　徐步教授是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理事、武汉大学兼职教授、《外交季刊》编委以及资深媒体专栏评论家，长期从事国际战略问题和中国外交政策研究，曾在英国和美国工作学习近10年。近日，本报记者就中国的外部舆论环境等问题对徐步教授进行了专访。

外界舆论复杂：凸显中国长期发展环境充满挑战

　　记者：关于中国的外部舆论环境，或者说外国人眼中的中国，让我们感觉既熟悉又陌生。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不确定论”、“中国责任论”、“中美共治论”等相继出笼，林林总总，五花八门。刚刚结束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广受关注，进一步激起了有关的讨论。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外部舆论的复杂变化？
　　徐步：外部舆论环境是我国整个外部环境的一个缩影。目前国际形势处于以经济动荡、格局调整和体系变革为主要特征的阶段，中国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面临严峻的挑战。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国际金融危机，并造成全球经济危机，其严重后果还将进一步显现。在世界主要国家特别是西方大国均深陷经济困境的背景下，中国在经济上仍保持较高速度增长，自然会进一步受到国际舆论的关注。
　　从西方舆论对中国的报道情况看，他们关注中国的心态相当复杂。如你提到的，对有关中国的各种论调，我们长期以来听得多了。所谓“你方唱完我登台，各领风骚些许年”。有关中国和中国发展的每一种论调，都有不同的代表人物，都有貌似客观的依据。
　　应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眼睛，都有自己的视角，都有权通过自己的眼睛和视角来观察和认识世界。但不同的人，由于看问题的角度和立场不同，对同一个客体的认识也不尽相同。外界对中国的认识、对中国发展的认识也是如此。
对此，一方面，我们面对不同的论调时，需要保持冷静的头脑，不为所动，不背包袱，坚持走自己的路；另一方面，对于那些颇有市场的观点，我们也不可大意，必须细加分析。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努力创造一个客观友善的国际舆论环境，是中国长期面临的艰巨任务。

“G2论”反映出中国外部舆论环境新特点

　　记者：近年来，美国学术界提出建立中美“两国集团”（G2）的说法后，有关各方反响强烈。目前，各方围绕“两国集团论”的探讨和争论仍然持续不断，如何辨析“两国集团论”？
　　徐步：有关中国的各种论调，经过“更新换代”，“两国集团论”算是最时髦的了。美国专栏作家佩塞克是较早提到“两国集团”的学者。2006年9月，他通过彭博新闻社发表文章，标题为“新世界经济秩序：中国+美国=两国集团”。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主任伯格斯滕第一个详细阐述了关于中美组建“两国集团”的看法。他们主要从经济层面阐述了中美合作的重要性。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则把这一看法扩展到其他领域，认为世界上的问题没有中美“共治”，是解决不了的。
　　“两国集团论”的出台，反映了中国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的新特点。这种新特点突出表现为，一是以重视中国为表现形式，二是以中国要负责任为主要内容，三是以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为实质核心。2005年9月，美国前常务副国务卿佐立克在纽约举行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年会上发表了有关中美是“利益攸关者”的讲话，我应邀出席了那场活动。一定程度上看，“两国集团论”是“利益攸关者”的延伸，其要义都是要中国多出力，多负责。
　　“两国集团论”并没有被美国政府接过来成为官方立场，但引起为数不少的美国前政要和智库学者的共鸣，不能不说是一个相当有意思的现象。今年是中美建交30周年，回顾中美两国关系发展的历史，我们看到中美建交的主要推动力是要共同应对来自第三方的压力。如今，中美在许多领域已互为重要伙伴，已经形成一损俱损的密切联系，各自对对方的需求不断上升。不仅如此，美国作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发达大国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进行合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但是，“两国集团论”不符合事实，也有悖于中国一贯奉行的外交原则。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4万亿多美元，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4万多亿美元。美国的军事开支是世界上其他主要大国军事开支的总和，其海外军事基地遍布全球。中国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在海外没有一个军事基地。美国在科技、教育等方面也大大领先于中国。很显然，中美两国还不在同一个重量级。更重要的是，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在国际关系中搞强权政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是不是负责任，评判的标准只能是中国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中国自身与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美国赞同和反对“G2论”者都是出于本国利益

　　记者：我们也看到，从“G2论”提出之日起，该观点在美国的争论就从未停止过，赞同者有之，反对者有之。美国传统盟友亦表现出复杂的心态，反对声大于支持声。请问美国国内赞同者主要基于什么理由？
　徐步：赞同这一观点的人主要持以下几种理由：一是认为在全球经济关系中，中美关系最重要。佩塞克认为，美中构成一个“非正式的全球经济”。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弗格森认为，中国大规模储备美元战略使得美国得以长期保持低利率水平，美国放松银根并推行财政刺激计划，需要中国支持。美前国防部长科恩也认为，奥巴马需要中国购买美国新发行的国债，以便为经济刺激计划筹措资金。伯格斯滕、科恩等人均认为，美国需要将中国当做真正的全球经济事务伙伴。
　　二是认为“两国集团”新架构有助于减少中美误判。科恩认为，美中在很多领域存在重大分歧，若任凭昔日敌对情绪阻碍建设性合作，风险太高，有必要找到推进两国共同利益的新方法。伯格斯滕认为，建立“两国集团”是以新的方法对待老问题，可以把可能的冲突转化为取得进展的机遇。
　　三是认为这一新方法有助于美中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布热津斯基称，当今时代爆发极具毁灭性的“文明冲突”的可能性上升，亟须推动各种文明的切实和解，中国在其中能发挥重要作用。科恩指出，当前几乎没有哪项全球性挑战能在缺少中美合作的情况下得到解决。朝鲜核试验、阿富汗、全球金融危机、温室气体排放等问题，如果没有中美两国的合作，不可能得到成功解决。
　　四是着眼于应对世界地缘政治的变化。美国前助理国务卿阿布拉莫维茨说，中国崛起对美国实力、价值观、世界观、国际统治地位都发起了挑战。美国必须承认，中国将成为同美方一起管理世界事务的伙伴。阿布拉莫维茨表示，美国不能只是将中国看做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而应与其开展更多的全面磋商。
　　记者：美国国内反对者又是基于什么理由？
　　徐步：一种观点是质疑其可行性。比如，美国外交学会亚洲问题研究部主任易明（伊丽莎白·伊科诺米）和该学会中国问题高级研究员史国力（亚当·西格尔）共同撰写了《两国集团实为海市蜃楼》，认为中美的利益、价值观和实力不相匹配，双方要成立“两国集团”困难重重。
　　二是强调“两国集团”不足以解决世界面临的各种问题。易明和史国力认为，奥巴马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虽然需要继续开展对华合作，但也需要争取世界各国的支持。《外交》杂志主编霍格和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胡永泰认为，从长远和广泛意义上看，除非建立一个更有效更广泛的国际体系，否则仍有可能出现因为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以及大国兴起导致战争的情况。胡永泰认为应通过加强多边主义来防止战争或贸易战的爆发。
　　三是关照传统盟友的感受。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前亚洲事务主任韦德宁指出，成立新的“两国集团”，美国将会付出失去亚洲长期盟友的沉重代价。对中美两国来说，“两国集团”都会引发各自盟友的反感，不会带来任何其他好处。阿布拉莫维茨认为，世界走向“两国集团”格局将出现可悲的结果，会引发日本国内危险的政治后果。新美国基金会专家康纳提出要重视欧盟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只有通过建立包括欧盟在内的“三国集团”，才能实现全球治理。

第三国对“G2”的反应：反对者多，支持者少

　　记者：国际上的反应如何？
　　徐步：据我观察，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是西方唯一公开表示赞同建立“两国集团”观点的在任政治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美国和中国的合作，是处理和应对当今国际上各种问题的必要条件。例如，西班牙中国问题专家里奥斯认可“两国集团”正在形成的说法。法国三边委员会欧洲副主席德卡穆瓦认为，美国同中国的合作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变得至关重要。
　　但总体上看，反对者多，支持者少。反对者的理由各不相同，主要是担心中美联手影响他们的利益。今年初，我应邀去英国威尔顿国际会议中心参加研讨会，会间一位欧洲学者就说，美国是现实主义者，用得着谁就跟谁结交，中国如今更能为身陷困境的美国分忧解难，欧洲则在走下坡路，美国学者提出“两国集团论”可以理解，但不能接受。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外交非常谨慎，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尚未准备对外交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因此认为“两国集团论”行不通。
　　俄罗斯学者高度关注“两国集团论”，对此普遍表示担忧，也不看好其发展前景。其原因：一是担心中美“两国集团”将重新划分世界势力范围而危害俄战略利益。俄政治军事研究所分析部主任赫拉姆奇欣在《俄罗斯可能面对美中组成的“两国集团”》中发表了相应的观点。二是担心现有的世界格局与秩序的平衡被打破，德马尔斯基在《俄罗斯报》上就刊登了有关文章。
　　我相信，上面我所列举的并不全面。许多对中国问题有研究的学者、官员在时刻关注中国的发展。作为学者，他们从各自的角度、从他们自己国家利益的角度，对中国的发展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作出不同的解读和分析，我觉得不难理解。

中国保持冷静源于客观的国际定位

　　记者：对于国际舆论对中国国际地位的偏执、诋毁、热捧等，中国政府总是表现得相当冷静和清醒。这应该与中国的国际定位不无关系。如何认识我国的国际定位？
　　徐步：总的来说，目前中国的国际定位不是单一的、静态的，而是复合的、动态的。大与小、强与弱共同体现在中国身上。
无论从中国历史本身纵向地看，还是从世界各国横向地看，中国目前的发展速度都是最快的，这就使得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具有了快速多变的特征。
　　面对国际上不断出现的针对中国的论调，我们的应对是冷静的。这种沉着冷静，源于我们对前进目标的不懈追求，源于我们对前进道路上种种障碍的清醒认识，源于我们对自身实力有客观的认识和把握，源于我们的国家领导人有前瞻性的战略视野，源于我们的政府有以人为本的博大情怀。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余年来，我们的国家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绝不是偶然的。
　　今天，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大大上升，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处于关键时期。但必须看到，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我们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总体上看，我国的影响在全球范围内仍是有限的。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认识这一基本的国际定位。一是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同时，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论亲疏，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同世界各国改善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二是中国具有大国的基本禀赋和要素，在国际上确实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三是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仍将以发展中国家的禀性为主，仍将主要发挥地区大国的作用，中国的影响和所能发挥的作用主要集中在亚洲。

和谐世界理念是我国的定力所在

　　记者：关于世界向何处去，人类要建立一个怎样的世界，国际上众说纷纭。有人主张建立一个单极的世界，有人主张建立一个无极的世界，有人主张建立一个“民主国家联盟”主导的世界，有人主张建立一个大国共治的世界，等等。我们主张建立一个和谐世界。请问，这一主张是否也指向国际上的不和谐论调？
　　徐步：从根本上说，和谐世界的提出有两大背景：一是从中国的角度看世界，中国日益感受到，自身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二是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国际社会日益感觉到，中国的发展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世界。
　　之所以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确实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我们看到，一方面，求和平、谋合作、促发展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大多数国家都认识到，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人类必须通过携手合作才能应对面临的挑战。但另一方面，这个世界还面临饥饿、恐怖、暴力、战乱等诸多问题，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世界和平与发展不时受到威胁。应该说，这些不和谐更加促使我们要致力于构建一个和谐的世界。
　　和谐需要通过对话和合作来创造，也需要通过必要的斗争来推进。有些议论认为，我们推动和谐世界是一相情愿，会影响我们自身的利益。我认为，这种看法是浮浅的和短视的。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体现了“和为贵”、追求和谐等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精髓，也进一步诠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平性质，同时充分吸收了世界文明的先进成果，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和谐世界这个目标不损害任何人的利益，而是对大家都有利，没有人可以反对它。人类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和平、发展、合作、环保、相互帮助，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追求，而这恰恰是构建和谐世界的基础。如今，我国的和谐世界理念在国际上得到了更多的理解和支持，这也给我们自身很大的定力。
　　当然，和谐世界需要各国一道共谋共举，需要各国长期不懈的努力，其过程不会平坦。中国要和平、要和谐，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利益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到别人的认可和尊重。在国家利益仍然主导国际关系的今天，如何处理好自身利益与兼顾好别国利益，如何实现双赢和共赢，是任何一个负责任的国家都必须认真思考和严肃对待的问题。对于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言论及行径，对于损害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言论和行径，中国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与之进行斗争。

中国应推动建立新的全球治理机制

　　记者：近年来，关于建立全球治理机制的各种倡议和活动层出不穷。八国集团与发展中五国（G8+5）、二十国集团（G20）连续举办峰会，“金砖四国”（BRICs）召开首次领导人正式会晤，等等。与此同时，有关成立三国（中、美、日）或三边（中、美欧盟）合作机制的探讨也日趋活跃。如何评价现有的全球治理机制？
　　徐步：7月底，在华盛顿揭幕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时，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将塑造21世纪”。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引用中国谚语“人心齐、泰山移”，强调加强美中合作的重要性。
　　我认为，有两个问题需要提出来。一是美国政府要塑造的21世纪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纪？二是既然美国政府如此重视美中合作，那么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合作基础，以确保双方的合作？我个人的看法是，美国政府对上述两个问题的答案还是模糊的。当然，我不是说美国政府不清楚它要的是什么。相反，历史地看美国的大战略，美国政府往往在世界上追求的太多，而想给予的很少。对涉及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的一系列核心关切，美国迄今还没有予以完全的、切实的尊重，而这些问题不解决，中美合作就将不时受到干扰和损害。
　　美国是现行国际秩序中最有实力、最有影响的国家。美国一方面是现行秩序的最主要维护者，另一方面又是现行秩序最严重的破坏者。中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同时也是现行秩序的改革者。中国具有这样多重的角色，是因为现行的国际秩序是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同时它又不是完美的。事实上，现有的机制确实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有的代表性严重不够，无法体现广泛共识；有的成员数量多，协调难度大。
　　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事关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鉴于此，我们认为，构建新的全球治理机制，应该充分考虑到以下因素。
　　一是公平性。公平、公正是建立新的全球治理机制的重要基础，也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真正表现。二是均衡性。参与主体的构成要符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真实比例，重要决策不能仅由少数大国说了算。三是共赢性。“零和”思维已经过时了，要树立平等、互信、互利的合作观念。四是有效性。全球治理重在效率，不在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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