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于2009年7月在湖南长沙落下帷幕。在论坛达成的共同建议中，提出鼓励两岸民间合作编纂中华语文工具书。共同建议认为，两岸使用的汉字属于同一系统，应客观认识汉字在两岸使用的历史和现状，求同存异，逐步缩小差异，达成更多共识，使两岸民众在学习和使用方面更为便利。共同建议支持两岸学者就术语和专有名词规范化、辞典编纂进行合作，推动异读词审音、电脑字库和词库、地名审音定字及繁、简字体转换软件等方面的合作。

　　此前，台湾方面曾提出两岸民间合编一本“中华大辞典”，把所有的字词、语汇都作一个比较陈列，以求两岸交流时有更多互动的基础。

民间之路值得肯定

　　对于合编“中华大辞典”一事，国台办新闻发言人范丽青在6月24日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繁体字、简体字都是汉字体系文字，都根植于中华文化传统，都是传承、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大陆方面赞成两岸专家学者通过民间的方式，合作编纂“中华大辞典”，把存在差异的词汇比较陈列，供海峡两岸、港澳地区及海外华人学习使用。
　　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董琨认为，这种想法和愿望是很好的，可以通过“中华大辞典”的编纂来进一步加强两岸的文化交流，减少一些语言文字方面的误解和障碍。
　　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宁肯定了这一说法，并表示两岸的交流还是要以文化为中心。她说，近几年，大陆和台湾的学术交流与文化交流都非常密切。两岸的政治隔阂一时很难消除，而在文化上彼此的认同感相对较强。从文化上认同，彼此开展交流，这条民间的路应该走下去。
　　台湾成功大学中文系教授江建俊告诉记者，两岸由于各自词汇的不断增加，在文字的使用上不太统一，无形中造成一些交流的障碍，编写这样一本字典，有助于两岸的文化交流。江建俊对两岸以民间方式进行交流合作表示赞成。他说，两岸的民间交流已经进行了多年，“从民间之路走下去，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问题”。

“每统一一个字，就向前走了一步”

　　关于“中华大辞典”的具体实施机构，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先后出版过《辞源》、《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古代汉语词典》等权威语文工具书的“辞书重镇”——商务印书馆被猜测是最有可能承担这一任务的机构。曹先擢、胡明扬、王宁、董琨等几位曾参与《现代汉语词典》审订工作的专家均表示，目前还没有接到与“中华大辞典”相关的编修任务。
　　编纂“中华大辞典”的重要意义之一是“希望整合两岸分隔60年在文字、语汇等各方面所形成的分歧，并促进两岸的文化交流”。对此，中国语言学会理事、北京市语言学会常务副会长胡明扬认为，两岸词汇的统一，需要经过双方的讨论，并不是单方面可以定义的。比如，大陆讲“激光”，台湾讲“镭射”，非要人为规定成一致的，大家肯定一时接受不了。
　　王宁表示，“现在让大陆恢复繁体字是不可能的，正像台湾不可能采用简化字。我们能够做的是两岸在一些具体的字上慢慢协调，以汉字的优化为标准，大陆和台湾都作一些调整，通过民间讨论和学术研究渐渐靠拢。不求完全一致，但求消解障碍。比如‘尘’，是写成‘塵’还是‘尘’，或者并存，这些都可以进行讨论。首先，我们要把简体字和繁体字的对应关系搞清楚，相互转换起来大家都没有困难，这次制定规范的《通用汉字表》，我们已经开始做这件事了。简体字、繁体字都是中国字，操作起来并不困难。每统一一个字，就向前走了一步。”

已有“两岸辞典”出版

　　以字词对照方式编纂的两岸汉语词典其实早已存在。早在1996年6月，北京语言大学就联合台湾“中华语文研习所”开始以民间身份共同编写《两岸现代汉语常用词典》，在北京和台北设立编辑部，由大陆出版简体字本，台湾出版繁体字本。据担任这本词典简体字本主编的北京语言大学教授、资深对外汉语教学专家施光亨介绍，《两岸现代汉语常用词典》简体字本于2000年6月12日完成了编纂工作，2003年由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出版。简体字本收录了两岸共同的和特有的字、词约45000条，其中两岸共用条目42700条，大陆通用条目1300条，台湾通用条目1000条。多义项条目中有大陆特有义项的条目550条，有台湾特有义项的条目370条。
　　记者看到，在《两岸现代汉语常用词典》中，大陆、台湾特有的词汇分别以不同的符号标出，无标记的则为两岸通用。比如，在【春运/春運】一词前标有“★”，表示该条目“仅为大陆所通用”。【空中大学/空中大學】前则标有“▲”，表示“仅为台湾通用”。此外，每一条目都以汉语拼音字母和注音符号两种方式注音。
　　得到两岸要合编“中华大辞典”的消息之后，施光亨立即致信有关部门说明“两岸汉语词典已经有了”。施光亨告诉记者，20世纪90年代中期，台湾“中华语文研习所”和北京语言大学都在教留学生汉语，两岸在语汇文字上的差异增加了留学生学习汉语的困难，从对外汉语教学角度合作编写这样一本词典是最初的想法。但是到后来发现，不仅是留学生，两岸民众也需要这样的一本词典来加强相互了解，进行语言上的交流。比如，“落实”这个词产生在大陆，后来台湾也慢慢接受了，把“落实”编在了词典里。又如，大陆说“渠道”，台湾说“管道”，实际上现在“管道”一词也常常在大陆使用。
　　关于“中华大辞典”的编纂工作，施光亨表示，这个事情刚刚提出，目前还没有听说哪个单位在落实。他认为，“中华大辞典”还是应该尽量少收录方言，以两岸通用的现代汉语为主，以求实用。另外，近几十年来，大陆词语的变化比较大，新词很多，台湾可能不太了解。因此，两岸可以再深入地作一些语言调查，确定哪些词语是大陆或台湾所特有的。这样的交流对沟通两岸文化还是十分有意义的。
　　记者通过电话采访了《两岸现代汉语常用词典》繁体字本副主编、时任台湾“中华语文研习所”教材编研中心主任的戚其璇女士。戚其璇表示，随着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两岸在用词和语法方面的差异正在逐渐缩小，有些字已经在慢慢同化，比如“体”、“台”等俗（简）体字在台湾民众的日常交流中使用频率很高。在人力、财力、物力允许的情况下，出版一本“中华大辞典”很有意义。虽然以前也出版过两岸汉语词典，但是词语使用上的新变化很多。一方面，两岸交流使得词汇差异渐渐缩小；另一方面，两岸各自不断有新的词条出现。“我们在编《两岸现代汉语常用词典》时遇到这样的情况，一些词汇在编纂时还是大陆或者台湾所特有的，等到辞典印出来已经两岸通用了，所以说，词汇的变化是非常快的，希望‘中华大辞典’可以将词条收录得更齐全。”戚其璇说。

《全球华语词典》正在编写

　　除此之外，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的华语研究专家、语文工作者，正在联手编写一部《全球华语词典》，由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主持其事。新词典将收录和对照全球华人社区所使用的不同词汇，方便各地华人相互沟通。据悉，《全球华语词典》地区特色词部分的编写已经接近尾声，预计年内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董琨说，《全球华语词典》的操作思路和台湾方面提出编写“中华大辞典”的差异并不大，而且范围更大、收录的词语更多，“中华大辞典”的运作可以以此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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