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是明朝末年一位杰出的军事统帅与民族英雄，特别是他在1629年（崇祯二年，农历己巳年）抗击皇太极亲自率领的后金八旗军入侵中原，保卫北京的战斗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由于崇祯皇帝（明思宗）昏聩、多疑，误中皇太极的反间之计，再加上阉党的妒忌、陷害，他被处以磔刑，含冤而死，终年46岁。

　　袁崇焕青少年时代在乡读书习武，1606年（万历三十四年）考中举人，但后来几次会试均不顺利，直到1619年（万历四十七年）才考取进士。进入仕途后，他曾任福建邵武知县。当时明王朝已是江河日下，危机四伏，东北的后金政权正在崛起，努尔哈赤雄踞关东，并不断举兵犯明。袁崇焕虽身居南国，但他时时在关心辽东战事，随时准备身赴前线，拯救国家于危难。1622年（天启二年）初，他奉命赴京朝见天启皇帝（明熹宗），经御史侯徇荐举，被擢升为兵部职方司主事。此时努尔哈赤的八旗军已进驻辽沈地区，并向辽西推进，攻下了明朝辽西重镇广宁（今辽宁北镇），明军陆续撤退到山海关内。此时明廷内很多人主张放弃东北，集中力量扼守山海关一线。袁崇焕对这种失败论调不屑一顾，只身一人悄然离京单骑出阅山海关内外，七日后风尘仆仆返京，大谈关上形势，他认为只要认真备战，形势是可以好转的。于是他毅然请战，曰：“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于是他被提升为山东按察司佥事，“监关外军”。在他的领导下，重新修建了宁远城（今辽宁兴城），使之成为明军在关外的大本营及辽西重镇，并在1626年（天启六年）初领导宁远军民打败了努尔哈赤率领的号称20万（实际6万）的八旗军。努尔哈赤兵败后精神抑郁，不久因背疽而死，其子皇太极继位。

　　1628年（崇祯元年），袁崇焕被崇祯皇帝任命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和天津军务。此时，明军与八旗军在辽西一带形成了对峙形势。皇太极担心这样长久下去袁崇焕会逐渐收复辽东失地，于是他于同年11月亲率劲旅10万，以蒙古兵为向导，绕过宁锦防线，分道穿越龙井关、大安口与洪山口，进入长城之内，很快就在遵化会师，兵锋直逼北京（此役亦称“己巳之变”）。袁崇焕闻警后，亲自率领部下祖大寿、满桂、何可刚等人回师京城“勤王”，与八旗军在京郊马驹桥与广渠门外展开激战，重创敌军，使其被迫后撤十里至运河岸边。皇太极见硬攻不下，便施反间之计，使自负多疑的崇祯皇帝落入圈套。他故意让两个被俘的明朝太监（一个叫杨春，一个叫王成德）听见自己两个部下耳语：“今日撤兵，乃上（即皇太极）之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梁启超：《袁督师传》）然后释放了这两个太监，崇祯皇帝听到此言果然中计。他下旨召见袁崇焕，没等袁崇焕陈述几句就将其逮捕入狱。此时对袁崇焕早已怀恨在心的阉党余孽，纷纷出笼，投石下井，欲置其死地而后快。他们大肆造谣，说袁崇焕早就投靠了皇太极，是一个内奸，这次八旗军入关就是袁崇焕勾引进来的。一时间整个北京城朝野上下，几乎全都斥责袁崇焕引狼入室，为引敌入寇之祸首。虽然也有少数人为袁崇焕辩白，劝崇祯皇帝慎重行事，但崇祯皇帝哪里听得进去，遂于1630年9月22日（崇祯三年八月十六日）在西四刑场将袁崇焕磔死。

　　据说袁崇焕死得极其惨烈，由于百姓受到朝廷所制造的舆论（“召敌”、“献地讲和”等）影响以及他们对皇帝的愚忠，而对袁崇焕恨之入骨，因此在其被磔时，骂声载道，纷纷争吃其血肉。他们用银一钱，买肉一块，边吃边骂，其状惨不忍睹。这桩冤狱，直到清朝乾隆年间《明史》问世时，才真相大白，得以昭雪。袁崇焕死后，他的骸骨弃置在地，无人敢去收尸，后来他的一位佘姓仆人，广东顺德马江（一说潮州）人，乘夜将其余骸偷运到广渠门内的广东义园埋葬，并终生守在墓旁。后来他的子孙世世代代也一直为袁崇焕守墓，至今已经传了十七代，守墓人叫佘幼芝。

　　袁崇焕一生曾多次在北京驻留，他在此考中进士，在此被处死并且也埋葬于此。因此至今在北京还保存着一些有关他的遗迹，其中主要有以下几处：

　　袁崇焕故居。据著名画家、书法家、篆刻家齐白石老人在其“自述”中回忆说：“在左安门内新西里（今左安西里）三号，原是明朝督师袁崇焕的故居，有听雨楼古迹。尊（即指其弟子张次溪）公篁溪（即袁崇焕的同乡东莞人张伯桢的号）学长在世时，屡次约我去玩，我很喜欢那个地方，虽在城市，大有山林的意趣。西望天坛的森森古柏，一片苍翠欲滴，好像近在咫尺。天气晴和的时候，还能看到翠微山峰，高耸云际。远山近林，简直是天开画屏，百观不厌。……我到了夏天，常去避暑。记得辛未那年，你（即张次溪）同尊公特把后跨院西屋三间，让给我住，又划了几丈空地，让我莳花种菜，我写了一张‘借山居’横额，挂在屋内。（次溪按：‘袁督师故宅，清末废为民居，墙垣凄恻，屋宇毁败，不堪寓目。民国初元，先君出资购置，修治整理，置种许多花木，附近的人，称之为张园。先君逝世后，时局多故，庭院又渐见荒芜，我为保存古迹起见，征得舍弟同意，把这房地捐献给龙潭湖公园管理。’）……袁督师故居内，有他的一幅遗像，画得很好，我曾临摹了一幅。离故居不远，有袁督师庙，听说也是尊公出资修建的，庙址相传是督师当年驻兵之所。”（见《白石老人自述》）

　　袁督师庙。该庙位于今北京崇文区龙潭湖公园内西北部，是1916年由张伯桢等人集资兴建，于1917年竣工，主要是用于广东同乡每年祭祀袁督师之所（这一带原是“广东新义园”）。此庙坐西朝东，庙堂三间。庙额有康有为亲笔手书“袁督师庙”，庙门两侧墙上还镶嵌着他于1917年5月撰写的长联石刻。庙内有袁崇焕石刻像一尊以及许多刻石文字，其中有康有为撰写的“明袁督师庙记”、王树南撰写的“袁督师庙碑记”，以及梁启超集唐诗句的刻石等（此外，梁启超还特意写了“袁督师传”）。此庙在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曾几次专门拨款修缮，现保存完好。

　　袁督师墓及祠堂。袁崇焕墓及祠堂位于北京广渠门内东花市斜街（旧称“佘家馆街”，这一带原是“广东旧义园”）52号。它们是1868年（同治七年）在京广东同乡会集资修建，后来又在1914年由张伯桢出资进一步修饰的。这里除陵墓外，主要建筑有大门、享堂、祠室等。除此之外，现在仍保存着1831年（道光十一年）东莞人吴荣光所题《有明袁大将军墓》（另外，旁有佘义士小墓碑一通）、石供桌等，还有石狮一对、袁崇焕石刻像一尊、袁崇焕所题“听雨”刻石以及康有为手书《袁督师故宅记》刻石等物。据说这些遗物，全是从袁崇焕故居迁过来的。

　　袁崇焕陵墓的保存，历尽沧桑，十分不易。1952年，北京市为了规划市政，决定将其迁至城外。叶恭绰、李济深、柳亚子与章士钊听到这个消息后，急忙联名上书毛主席，吁请保护袁墓及其祠堂，以“表扬英烈，借以激发人民爱国心情，以收同忾之效”。为此毛主席专门给时任北京市市长彭真打招呼：“如无大碍，应予保存。”这样袁墓不但保留下来，而且政府还特意拨款进行了修缮。“文革”期间，袁墓及祠堂遭到很大破坏，墓被掘，石碑被推倒，祠堂被改为民居，破败不堪。改革开放后，由于多方呼吁，特别是佘家人的强烈要求，1984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将袁墓、祠堂和袁庙定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进一步进行了全面修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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