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年赚千万导师”看学术生态

　　这些天，我们一直悲痛于国学大师的仙逝。究其原因，不独因季老的学识渊博，更因其高尚的学术修行及学术风骨——不随流、不从众、不媚俗、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然而，就在这个当口，传媒爆出清华博士生导师刘洪生教授为搜房网的隐形股东，为该网炮制各种毫无学术水准的排行榜，向开发商索取赞助费和证书费而年赚千万的消息，一时令人语塞。在这个繁荣发达、崇尚个人自由的年代，当面对巨大的经济利益时，知识分子兴奋的神经也会被撩拨起来——在“知识创造财富”的自我安慰下，无可避免地选择了经济诱惑。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似乎有情可原，毕竟知识分子也是凡人。问题在于，当知识分子作为一个令人崇仰的特殊群体，被看做是知识的卫士、社会的良心时，在被公众寄予了学术厚望之后，更不能唯利是图。这是对知识分子的基本要求，也是学术真风骨的体现所在。反之，假如对知识抱有工具主义的态度，仰仗已有的知识容量，不思进取，连“指导论文”的本职工作都不去完成，甚至为赚取金钱而不讲道德地去胡乱制造“毫无学术水准的排行榜”，就让人扼腕了。?? （宋晖/摘）

外国公司在华六大“潜伏”手段

　　力拓间谍案牵出了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情报交易链条，让国人见识了外国公司在中国搞谍战的新手段。一是钱名权色四管齐下。二是科研课题二次倒卖。一些自然科学基金、社科基金等重大课题在经过两三年或更长时间的研究周期结项时，国外别有用心的机构就会找上门，这方面的情报很多是有意倒卖的，更有部门长期跟境外合作，常年向外输出情报。有些课题经费来源是经过“洗白”的，通过民间或者个人的名义经过“二传手”、“三传手”传递，这样也就造成了分辨的难度。三是利用掮客“买办”。四是与地方政府形成共生。在GDP增长作为主要考核政绩的制度安排下，一些地方政府纷纷进行“冲向底部”的“割喉战”，争相招揽外资，某些外资企业获得了地方政府的保护，在搞情报战时也多了份保证。五是垄断资本，合围圈地。一些看似友好的中外合资合作形式也成为境外资本在中国圈地的重要手段。六是利用保密法漏洞。国人对一些“秘密”重视程度不够也常被境外机构利用。《国家保密法》对“涉密”范围的界定非常模糊而宽泛，另外也没有明文规定各行业中的机密标准，大部分人也没有形成良好的保密意识。（胡荣荣/摘）

谁在炒高房价

　　说房价炒高的原因是老百姓太有钱，还不如说是银行太有钱，银行一开闸，楼市就坚挺，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当然还需要关注另一个“大买家”，那就是开发商自己。排除了这两个大主顾，才轮得上“太有钱”的老百姓，不过“太有钱”的老百姓，一般都不会缺“住”的房，他们买房子可是为了拿钱“生”钱的，出的资金当然越少越好，这样的投资回报率才高。这样看来，楼市的三大主力，都不是买房子住的。只有那些“无钱”的没房户，才是高房价的无奈接盘者。当然这些视房子为生活必需品的没钱人，正是一些房产专家口里的“刚性需求者”。既然是刚性需求，那么也意味着他们有充足的购买欲，所以三大主力尽可以放心地抬高房价。当然太高的房价，需求再刚性也会承受不起，承受不起的需求，就是没需求。有人曾经提出，楼市不需要调控，就让它涨，涨得越高，跌得越狠，这话有点偏激、有点无奈，但看得深远，很实在。谁都知道，一个成熟的楼市，是以刚性需求者作为主导的。对照一下我们的楼市，离成熟真的还很遥远。这确实不正常，经济学家们不妨出出招。（韩慧英/摘）

公众并非真的跟中石化的吊灯过不去

　　一家企业装上1200万的吊灯，雕栏画栋或者重楼飞檐，都不算稀罕事。财富只要取之有道、用之有度，如何消费都是市场主体的权利与自由。我们实在没有道理论证中石化的吊灯是100万还是10万，也没有权力逼着企业跟着我们的消费意愿走。然而，中石化的这个天价吊灯显然深深刺激了民众，原因一是中石化擅长向政府哭穷。既然能哭来财政的“真金白银”，则不应当在现实中搞“人格分裂”。二是中石化不断传递一个“低油价不成活”的理念，降价降得心不甘情不愿，涨价涨得理由牵强。长期以来，我们在油价沟通与协调机制上缺乏一个公正公开的对话平台，凡事由垄断油企说了算，加上部分职能部门倾向性鲜明的“解释”或“说明”，公众的合理追问已被扭曲，产生知情与监督权无法被满足的失落感，进而只能寻找“吊灯”等物事来唤起话语新鲜感，最终七拐八绕地回归到油价问题上去。（宋晖/摘）

传统穷人和现代穷人

　　土地被征收以后，农民不用劳动，利息收入和过去在土地上劳动收入一样多。这件事情看起来是让农民得到了一个大便宜，其实不然。一家农户靠3200元的劳动收入生活一年，其中包括自己的口粮，自然是贫穷的，这样的农户是中国农村的传统穷人。而现代穷人指的是卷入经济分工的城市穷人。传统穷人和现代穷人的生活有本质的差异。传统穷人可以过自给自足的生活，公共生活的空间很小，必要公共支出可以接近零。现代穷人处在社会分工体系中，人们之间的能力差异被货币交易放大了。而且，城市社会的公共服务有某种强制性，大量公共服务是每个人必须购买的。进城农民不能用柴薪起火做饭，必须用天然气或电能；他们必须交社区物业服务费，即使他们家徒四壁，无惧贼人光顾；他们可能不缴纳个人所得税，但各种间接税非交不可。如果在现代社会做了穷人，他要比传统穷人更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不幸。据此，我们也许能够理解为什么一些农民对征地拆房有那么大的恐惧。（杨玉珍/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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