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曲体制”已成改革难点
　　30年改革后形成的“过渡性体制”是一种复杂而奇特的复合型体制：既有计划经济体制的残余要素，又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要素，还有既不属于计划经济体制、又不属于市场经济体制的“扭曲体制”要素。“扭曲体制”要素主要表现在：特权市场经济体制、垄断市场经济体制、优惠市场经济体制、分割市场经济体制、泛市场经济体制和价格福利市场经济体制等方面。随着改革形势的变化，这种体制的副作用越来越大，当前的资源环境问题、民生问题、贫富差距问题、腐败问题、发展不平衡问题等都与此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它们的形成与我国过去采取的渐进改革、增量改革、双轨改革、体制外改革、经济优先改革、试点试验改革等策略有很大的关系。这种“扭曲体制”形成了很多新的既得利益群体，具有自我维持和自我加强的趋势，对其进行改革的难度很可能比改革计划经济体制还要大，对此我们应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黄维政/摘）

将“选拔”和“选举”结合起来
　　人们一般把新加坡称之为权威主义体系，权力很集中。权力集中本身是中性的，并不能衡量一个政治制度的好坏。人们一般说，权力集中就要腐败，但这并没有发生在新加坡。很少有现存社会科学理论能够解释新加坡现象。权力可以集中，但必须保证这些掌握权力的人是社会上最优秀的人。也有人说，只有多党竞争，选民才会有理性的选择。但这个假定可能并不符合事实。假如两个候选人都是“烂苹果”，那么选哪个都无所谓。新加坡的体制有一个好处，就是将“选拔”和“选举”结合起来。人民行动党要保证，先选拔出几个“好苹果”，再让老百姓投票来选举。选拔是中国传统的东西，而选举是西方的。应当指出的是，选拔不是指定，而是党内民主、党内竞争，新加坡把两者结合得很好。对新加坡的领袖人物，人民行动党的党内认同很重要。李光耀曾讲过，在吴作栋和陈庆炎之间，前者并不是他的首选，但党内支持吴作栋，最后是党内精英认同而不是个人认同起了作用。
（胡荣荣/摘）

“白领”为何不敌“红领”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白领”似乎已经失去原来的光泽和魅力，“红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追捧。“红领”指的是对一小部分利用手中权力谋私的国家公职人员和垄断性国有企业中的中高级管理人员的一个新称呼。“红领”在职业竞争中的强势从体制机制层面分析，有三个原因。一是政府和国企改革不到位。当前行政权力支配着很大一部分社会财富，其可支配的资源和机会是一般社会成员所无法比拟的，而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职工的收入和福利较高。二是体制改革不到位，最核心的是收入分配制度不公平。我国初次分配中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方式执行起来很难，导致“白领”等劳动者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二次分配中也存在问题，公务员享有完备的社会保障，极少承担缴费义务；而在非国有单位的“白领”则必须缴纳一定比例的社会保险费。三是社会风险和社会成本分担机制不公平。全球金融危机对“白领”的影响明显大于对“红领”的影响。虽然说不同职业之间存在差别是正常的，但是当这种差别影响到社会的正常运行、危及社会稳定时，就需要对其进行改革和调整。 （杨玉珍/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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