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有幸与任继愈先生见过一面——博尔赫斯夫人玛丽娅·儿玉女士参观中国国家图书馆和拜访先生时，我做他们的西班牙语翻译。时间虽然不长，只有短短的一个小时，但任先生平易近人、虚怀若谷的气度以及智慧、幽默的谈吐，令儿玉女士十分钦佩，甚至开怀大笑，也令我毕生难忘。

　　那是2000年3月11日，一个早春温暖的下午。儿玉女士在前一天参加了由我主编的五卷本《博尔赫斯全集》中文版首发式之后，不顾旅途劳顿，登门造访时任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的任先生。是日，为了迎接来自阿根廷的贵宾，平日一向衣着简便的任先生特意穿了西服，系上领带；而儿玉女士则是一袭深色大衣，外披一条极富拉美特色的羊驼绒大围巾，彼此都显示出礼貌和庄重。

　　会面的地点好像是图书馆的外宾接待室，房间相当气派，正面墙上有一幅色彩鲜艳、人物逼真的大壁画，反映的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盛况。

　　一见面，刚落座，儿玉女士便开门见山地向任先生表明来意：“我很荣幸，承蒙林先生介绍，早就听说过您，您是中国伟大的哲学家冯友兰先生的弟子，还是他的侄女婿。冯先生已经故去了，这次趁来华的机会，说什么我也要来拜访您。今日相见，真是万分高兴。”这时，任先生欠欠身子，表示谢意。“博尔赫斯十分喜爱中国文化，早在1916年他16岁的时候，就用德文阅读中国的哲学书籍。这本书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当年他的批注和札记，而且还标明了阅读的具体日期，我至今还保存着。可以看出来，博尔赫斯读书是极其仔细和认真的。当然，您的老师冯先生著的《中国哲学简史》他也是反复阅读的，是他了解中国哲学的重要桥梁。”儿玉女士说。

　　任先生听了，会心一笑，说道：“这么说来，博尔赫斯先生和我竟是同学了，荣幸之至！不过，我不敢高攀，博尔赫斯先生在我出生的时候就开始研究中国哲学了，应该说是我的前辈！”

　　一面听着我的翻译，儿玉女士一面频频点头，深表赞同。接着，她继续介绍说：“其实，博尔赫斯一生正式的工作只有一个，那就是在图书馆工作。1937年，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家名叫米格尔·卡内的图书馆谋得一等助理职位。1946年，因在反对庇隆的声明上签字，被当局革除职务。1955年，庇隆下台，他被新政府任命为国立图书馆馆长，直至1973年退休。他在图书馆真是如鱼得水，快活得好像在天堂里一样。”

　　任先生接过话头，谦虚地说：“比起博尔赫斯先生，我自愧不如。虽然我也长期在图书馆工作，但没有他这么专业。再说，他晚年又几乎失明，工作格外不易和艰难。不过，我跟博尔赫斯先生一样，感到在图书馆工作十分愉快。”说着，任先生回头看看我，问道：“听说博尔赫斯说过图书馆就是天堂这样的话，是不是？”

　　我觉得还是把这个问题转交给儿玉女士为好，因为她是博氏作品权威的研究专家。征得任先生的同意后，只见儿玉女士不慌不忙地从容答对，又不假思索地吟起博尔赫斯写的两句诗来：“是的，他写过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是这样的：‘我心里一直都在暗暗设想，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虽然当时他已经失明，但是他实在太爱书了。常常不顾一切地跪在地上，抚摩着大大小小的各类图书，仿佛从中要找寻着什么……”

　　任先生被感动了，反复琢磨着诗句，不时点点头，最后笑道：“有道理！说得好！在图书馆里工作真好！图书馆就是天堂！”说罢，话锋一转，对着儿玉女士说：“我和博尔赫斯先生一样，都很幸运，都是在天堂里打工的！”儿玉女士听了哈哈大笑，说道：“是啊是啊，你们二位都是在天堂里打工的！任先生您说得太妙了！”

　　儿玉女士的话音一落，我心中的一块石头也落了地：我的语言沟通工作总算完成了。

　　这场愉快而融洽的谈话结束后，儿玉女士把一套有她亲笔签名题词的中文版《博尔赫斯全集》恭恭敬敬地递交到任先生手里，赠给中国国家图书馆；作为回礼，任先生把一张全面介绍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光盘和几本装帧精美的图册送给儿玉女士。

　　回国后不久，儿玉女士曾来电告诉我，那张光盘和几本画册以及《博尔赫斯全集》中文版已经安放在阿根廷博尔赫斯国际基金会醒目的地方；而我相信，任先生亲自翻阅过的那套《博尔赫斯全集》中文版也一定完好无损地存放在国家图书馆里，静候着中国广大读者的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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