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边缘：
　　唐代昭义军研究》
　　张正田/著
　　台北稻香出版社
　　2007年12月第1版
　　个人一直觉得对于年轻学人而言，选择个案研究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不失为进入专业研究门槛较为便利的方法。个案研究由于研究目标较为明确、资料集中，如同茫茫史料之海中较为固定的航标，对于初涉学海的新“水手”来说较易于驾驭，不至于迷失方向。在魏晋隋唐史的研究领域中，与这一时代基本特征关系甚巨的士族、藩镇两类问题都可以用个案研究方法一展身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学界对于士族、藩镇的个案研究颇为兴盛，时至今日，几乎所有的士族、藩镇都有专门的论文乃至专著加以探讨。但数量的累积并不意味着质量的提高，年鉴学派史家勒华拉杜里在《蒙塔尤》中译本的前言里曾这样表达微观研究的意义所在：在无数雷同的水滴中，一滴水显不出任何特点。然而，假如是出于幸运或是出于科学，这滴特定的水被放在显微镜下观察，如果它不是纯净的，便会显现出种种纤毛虫、微生物与细菌，一下子引人入胜起来。勒华拉杜里的看法启示我们，个案研究并不是重复研究大海中的每一滴水，而是要通过一滴水来反映整个大海的面貌，个案研究只有基于对整个时代变迁的关怀并展示这个个案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方具有其研究的合法性。若以此标准来衡量国内关于士族、藩镇问题林林总总的个案研究，恐怕缺乏创见的重复性研究为数不少，难怪有学者讥之为“跑马圈地式的研究”。

　　最近读到中国台湾地区青年学者张正田《“中原”边缘：唐代昭义军研究》（以下简称《“中原”边缘》）一书，觉得此书在课题的选择及问题意识上，颇有值得中国大陆学界特别是年轻学者借鉴之处。《“中原”边缘》一书是作者在其硕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出版的。在现代学术体制下，硕士论文对于年轻学者的意义除了经历一次严格规范的学术训练之外，同样也是其试图迈入职业研究者行列的敲门砖。此书最大的优长之处便在于问题意识非常明确，作者在唐代后期数十个藩镇中选择昭义军作为研究对象可谓独具慧眼。

　　作者在研究中充分展示了昭义军所具有的特殊性，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周振鹤曾经指出，中国古代行政区划的设置有山川形便与犬牙相入两种方式，所谓山川形便是指以天然山川作为行政区划的边界，使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边界相一致，但这样往往会造成割据分裂的危险，所谓“外据崇山之险、内为天府之国”的四川便是这样的典型。历史上中央政府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在设置行政区划时将政治因素凌驾于山川形便之上，有意将独立的地理区域割裂开来，形成犬牙相入的形势，以便于控制。唐代昭义军的设置便是政治因素压倒地理因素的典型。昭义军分为泽潞与邢洺两大区域，前者是山西东南部的山区，后者是河北西南部的平原，中间隔着海拔2000米的太行山脉，两地之间仅仅靠蜿蜒于崇山峻岭中的滏口陉相连接，这条道路在20世纪初尚被描述为山间狭道，不可通车，皆以驮运，其在唐代的交通条件可想而知。作者还告诉我们，泽潞与邢洺这两个区域不但自然环境差异巨大，而且经济形态、居民的种族构成、文化传统乃至所操持的方言都有不小的区别，将这两个区域归入同一个政区自然不是“自由恋爱”的结果，而是一场“政治婚姻”。

　　唐安史之乱后，河北强藩已形成半独立的态势，唐王朝在中原地区设置防御性的藩镇对其加以遏制，太行山脉作为天然阻隔，成为忠于唐王朝的中原藩镇与跋扈不驯的河北藩镇之间的界限。而位于河北平原的邢磁洺三州交通便利、无险可守，其种族文化与河北藩镇气味相近，如果独立设置为一个行政区域，很容易被河北藩镇所同化，如是，唐王朝将会彻底失去对河北的控制。因此才有了昭义军看似畸形的设置，将山西泽潞二州与河北邢磁洺三州归为一镇。于是昭义军成为唐代独一无二的横跨中原、河北之间的藩镇，作者标题便以“中原”边缘一语来形容昭义独特的地位。当然，在这场“政治婚姻”中被拉在一起的泽潞、邢洺各自有着自己的“幸福”与“不幸”，昭义镇内部一直存在着政治核心区与经济核心区分离的问题，凭借着富庶的邢洺区的财赋供应，昭义得以拥有一支号称天下之冠的精锐步兵，而昭义的政治中心一直在泽潞区，一旦河北有事，便可兵出太行以扼之，以山西控河北，最大程度遏制了河北的分离主义倾向。加之节度使李抱真抚驭有方，昭义军在历次讨叛战役中多有卓越的表现，以忠义而名闻天下。凭借着对于“忠于朝廷”意识的建构与认同，昭义内部似乎一度超越了地理、经济、文化上的不同，真正凝聚成一个整体。

　　但是一旦国家控制、良臣治理这些外部因素被削弱，仅凭忠义意识这种软性的文化纽带很难抵挡住地理、经济、文化这些长时段因素的侵蚀。随着刘氏三世自立，父子相袭，昭义军显示出桀骜不驯河朔化的一面。唐末五代战乱，维系昭义这种政治联姻的外部因素完全消失，昭义重新分裂成两个政区。作者对于唐代昭义军历史的描述，展示了一个在朝廷与河北夹缝之中生存的藩镇复杂的历史面貌，这有助于我们脱离过去中央与地方、割据与服从这样研究藩镇历史的旧套路，从藩镇内部的历史出发，来解释唐代中后期政治、社会的种种的变化。

　　当然对于《“中原”边缘》一书，笔者觉得尚有许多可以进一步展开之处，如作者已经收集利用了大量昭义地区的墓志资料，但2006年出版的《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中又新发表了数百方上党地区出土的墓志，这批丰富的墓志资料，为我们复原泽潞地区州级以下地方社会基本形态提供了可能。作者对唐代昭义军基本特质的敏锐把握，对我们如何走出千人一面的重复性研究、关注每个个案背后独特的故事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唐代藩镇研究》
　　张国刚/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7年12月第1版
　　藩镇问题是中国历史上涉及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近年来唐史界的一个讨论热点。在本书中，作者依据大量史料，分析了唐代藩镇的不同类型及形成过程、藩镇的动乱原因及不同情形，着重辨明了割据型藩镇仅是唐代藩镇的一种类型，藩镇割据仅是藩镇动乱的一种情形，从而澄清了以往将藩镇与割据混为一谈的误解。

　　《隋唐对河北地区的经营与双方的互动》
　　李鸿宾/主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8年3月第1版
　　随着全国局面的确立，东部的发展特别是南方的崛起，原有的控制格局逐渐不能适应政治、经济、军事等各种形势的变化，有一个突出的发展方向，即由西向东转移。安史之乱将这个转移明确起来，以河北为中心的藩镇势力割据该地，正是这种转移的某种表现，只不过它是以地方割据的形式反映出来而已。在本书中，作者认为唐朝中期以后中央与河北发生的这个变化，是中国历史东西转移的关键之处——如何从这种角度认识河北，将有助于理解唐朝中央与河北地方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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