嵩阳书院既不见录于“三书院”，在“四书院”三种组合中也仅替代石鼓而一见其名，照理来说，是宋初各院中影响较小者。但因为地当洛阳登封嵩山，秦汉以来已成佛道名区，历代天子车马往复，名公大臣出入，又属赵宋东京重镇，有着地理、政治、文化等多重优势，且其名为理学家所主张，因而一直以来受到尊重。

　　嵩阳书院原名太乙书院，五代周世宗时建。宋至道二年（996）七月，赐额太室书院及印本九经书疏。大中祥符三年（1010）四月，增赐九经。景祐二年（1035），敕西京重建，改赐“嵩阳书院”额，王曾奏置院长、给田一顷供膳食。宝元元年（1038），赐田十顷。庆历兴学以后，渐至废弃。王安石改革时，司马光、程颢、程颐等以政见不同，先后提举嵩山崇福宫，讲学于此，范仲淹亦曾开讲院中，一时名流聚会，养成书院与学术相结合的传统，其时院中学生常有“数十百人”，奠定洛学规模。

　　关于嵩阳书院的历史，记者都较简略，宋人李廌《嵩阳书院诗》一首，对嵩阳历史多有涉及。此一史诗所述嵩阳景象大体还原如下：嵩阳书院宏居宽敞，是士人讲学读书的“儒宫”，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鼎盛之时，“崇堂讲遗文，宝楼藏赐书，赏田逾千亩，负笈者云趋”，一派兴旺景象。大约是神宗王安石变法时期，书院被劝农桑使者变卖，以致“垣墙聚蓬蒿，观殿巢鸢鸟”，20余年间“无人迹”，而此时的佛教寺院、道教宫观却是“遍山隅”，实在令人气愤。直到宋哲宗元祐年间（1086—1094），淮西人高姓知县哀儒者之“废迹”，不断向上级报告，所谓“连笺扣洛尹，移文讽使车”，毅然修复书院，实现“兴儒”美意。

《中国社会科学报》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及本网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