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时代的局限，王国维的“古史二重证”依据的地下材料主要是出土的古文字资料，而徐中舒除古文字资料之外，还充分吸取了考古学成果。另外，他还进一步将对照范围扩大到边裔的少数民族，包括民族史、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等各个方面。

徐中舒（中）给研究生讲课

　　徐中舒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就以一个“学术水平很高的专家”扬名于学术界。他一生勤勤恳恳，自强不息，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达70年之久，撰写学术论文100多篇、专著数册，培养出大批优秀的专业人才，为学术研究的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25年，徐中舒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梁启超等著名学者。王、梁等人为学界巨子，学贯古今，涉猎甚广。徐中舒承其学风，学路宽广，在许多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其中，先秦史是他的主攻方向。早年的重要论著有《耒耜考》，该文将出土古文字材料与古代典籍及实物相互对照，作了周密的考证，阐明了古农具耒和耜的形制及其功用。该文发表后，得到了国内外学者很高的评价，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外，他的《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殷周文化之蠡测》、《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井田制度探源》等文章也受到学界的普遍推崇。

　　新中国成立以后，徐中舒著述益丰，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新成果。

　　古史研究方面。如以考古发掘材料与古文字材料相结合，对古代黄河流域穴居情况进行深入研究的《黄河流域穴居遗俗考》；指出牛耕始于战国时的三晋，而普遍推广则始于西汉的《论东亚大陆牛耕的起源》；从田制入手对周代社会性质作详细考察，并将殷周社会进行对比研究，指出两者性质不同，殷代是奴隶社会，而周代则属封建社会的《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和《论西周是封建社会——兼论殷代社会性质》等等，都方法新颖、论据充实、创获颇多，但限于篇幅，于此不再详述。

　　徐中舒任教于四川大学，又致力于四川地方史的研究，建树颇多。考证出土文物的特点及其与中原的关系，作《四川彭县濛阳镇出土的殷代二觯》、《四川涪陵小田溪出土的虎钮■于》、《青川木牍简论》等文；探索四川古时与邻接地区的相互关系，撰有《论〈蜀王本纪〉成书年代及其作者》、《试论岷山庄王与滇王庄■》、《宋代斗夷源于楚国令尹子文说》、《川甘边区的白马人为古氐族说》、《〈交州外域记〉蜀王子安阳王史迹笺证》、《古代蜀楚的关系》（与唐嘉弘合作）、《古代都江堰情况探源》等文。他晚年出版的《论巴蜀文化》，是他研究四川地方史的代表著作，该书涉及广泛，见解深透，对四川地方史的研究具有不可磨灭的开拓之功。此外，《论商于中楚黔中和唐宋以后的洞》一文，则把视野扩展到整个西南地区，对历来认识模糊的所谓“洞”的概念作了新的解释，指出“洞”乃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公社，从古代一直延续到明清。这些研究成果都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

　　古文字学方面。自1977年开始，徐中舒亲自主持编纂《甲骨文字典》。该书是甲骨学划时代的巨著，书中兼采各家之长，独创最先进的编纂体例，对甲骨文字的解释，分为字形、解字、释义三部分，书中既广泛吸收了最新研究成果，又融入了徐中舒数十年研究甲骨文的重要收获，多有独到之处。所收甲骨文字形，按时代先后分五期排列，使读者能通过该书对甲骨文有一个较为全面深入的了解。该书代表了20世纪甲骨学研究的新水平，饮誉中外，受到学术界一致的高度评价。在上举《甲骨文字典》之外，徐中舒在古文字学方面的重要论著还有《甲骨文中所见的儒》、《周原甲骨初论》、《禹鼎的年代及相关问题》等，在商周甲骨文考释、字形辨正、铜器断代以及商周史的研究上作出了重要贡献。

　　古代典籍是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的宝贵材料，对典籍的整理研究直接关系到古史研究的质量。但这项工作难度很大，只有学养高深、实事求是的学者，其研究成果方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徐中舒的《战国策的编写及有关苏秦诸问题》一文，对《战国策》作了深入的研究。战国时期的苏秦和张仪，传统说法一直认为二人是同时的敌对人物。该文广泛结合其他有关典籍，对此作了详细的考证，指出《战国策》中有关苏秦事迹的记载与史实不符，苏、张二人并不同时，张仪早于苏秦。张仪在秦惠王时期（前377—前311年）仕于秦，与之敌对的同时人物是公孙衍和陈轸；而苏秦乃是齐闵王时期（前300—前284年）的风云人物，与之同时的人物是田文。苏秦因替燕国在齐国进行反间活动，被齐国发觉而致死。该文的这些研究成果，竟然为十年后地下出土的考古材料所证实。1974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其有关记载与徐先生所论基本一致。

　　徐中舒在理论方法上也有重要建树。自王国维提出“古史二重证”的研究方法以来，传统的史学研究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徐中舒在古史研究中充分继承并发展了这种方法。由于时代的局限，王国维的“古史二重证”依据的地下材料主要是出土的古文字资料，而徐中舒除古文字资料之外，还充分吸取了考古学成果。他早年撰写的《再论小屯与仰韶》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撰写的《黄河流域穴居遗俗考》等文，都运用了当时的考古发掘材料。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工作有了很大发展，徐中舒充分吸取最新考古学成果，于1979年写成《夏史初曙》，放弃了他以前主张仰韶文化为夏文化的观点，同意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并结合典籍记载，对夏史作了新的探索。考古学离不开对古器物的研究，徐中舒在这方面也有很深的功底，撰有《论古铜器之鉴别》、《说尊彝》、《殷代铜器足征说兼论〈邺中片羽〉》、《福氏所藏中国古铜器》、《寿县出土楚铜器补述》、《关于铜器之艺术》等论著，为我国古器物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徐中舒对“古史二重证”的发展还不止此，重要的还在于他进一步将对照范围扩大到边裔的少数民族，包括民族史、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等各个方面。这就是他时常提到的“古史三重证”的研究方法。例如他认为，研究殷代史，如果只从有关殷代的史料去考察，还是不容易弄清楚的。但如果通过对四方边裔各种族历史的考察，再结合古史去研究，就容易弄清真相。如中国古史关于“五服”、“九服”之制，两千年来迄无定论。徐中舒根据对三国时期夫余族和辽代契丹族的研究，指出“汉代的夫余，乃殷亡以后北迁的蒲姑之后，因此夫余部族中，保存了不少的殷商旧制”，“殷商的奴隶制度和契丹的奴隶制颇为相似”，具体说来，契丹人的部族制类似殷“侯”服，乃防守边境的部族；契丹人的“捺钵”相当于殷之“甸”服，献纳皮革及农产品；辽之“南面官”相当于殷之“男”服，任一切人力物力之徭役；辽之“斡鲁朵”相当于殷之“卫”服，是担任保卫工作的近卫军。这是殷之“四服”，是指定服役制。而《禹贡》的“五服”和《周礼》的“九服”，则是后世根据殷制改编而成的。这种指定分工服役制甚至在半个世纪前的中国境内的傣族、贵州洞崽苗族中还可以看到。徐中舒的“古史三重证”，使中国古史的研究方法更臻完善。

　　考释古文字是古文字学最基本、最重要的工作，徐中舒根据多年来研究古文字的心得体会，逐渐总结出了自己的一套科学的考释古文字的方法，后来写成《怎样考释古文字》一文，系统地向学术界介绍这种方法。文中说：“古人造字，决不是孤立的一个一个地造，每个字的形音义，都有它自己的发展历史。因此考释古文字，一个字讲清楚了，还要联系一系列相关的字，考察其相互关系。同时还要深入了解古人的生产、生活情况，根据考古资料、民俗学、社会学及历史记载的原始民族的情况，和现在一些文化落后的民族的生活情况，来探索古代文字发生时期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根据这些东西，探索每个字的字源和语源。这样考释古文字，才有根据，也才比较正确。”如古代黄河流域普遍是穴居或半穴居，即所谓的“陶复陶穴”，反映在文字上，就有一系列与此相关的文字，如：穴、复、良、丘、京、享等字，都是在黄河流域穴居或半穴居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一系列文字。这些文字，如果只是单独地对其进行考释，就很难全面地探索其字源和语源。

　　以上择要介绍了徐中舒先生的部分重要学术成果，他在学术上的突出贡献是多方面的，限于篇幅，不能于此一一详述。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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