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梦阳，1945年生，山东临清人，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文学系教授。代表作有《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主要编者）、《中国鲁迅学通史》、《静斋梦录》等。

　　1979年刚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工作时，为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我到冯至先生家里约稿。闲谈中，冯先生说：“一个研究室，在十年之内，立起几套大部头的著作，才能说是有成绩。”这个意见他多次讲过，报刊上也做过报道。

　　这句话给我印象很深，所以多年以来，我纵然也写些短评、随笔，但却是以写作“大部头作品”为主。历时九年主持编纂的《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五卷一分册1000万字，是个名符其实的“大部头”。在这基础上撰写的《中国鲁迅学通史》，三卷本187万字，也是“大部头”。有生之年致力的《苦魂》三部曲、《鲁迅通传》、《中国鲁迅学百年史(1919—2019)》，都是三卷本的“大部头”。难道自己就甘愿在长篇写作中做“苦行僧”，不渴望幸福吗？不是。可以这样说：我晚年的幸福全在“大部头”。

　　概括来说，写作“大部头作品”，有如下幸福。

　　幸福之一是可作“精神避风港”。一个人最要紧的是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经过多年风雨，我知道自己了，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个怯懦者。百无一用是书生。身无一技之长，手无缚鸡之力，从政无智，从军无勇，从商无金，只好钻到“大部头作品”中，从书本里讨生活，让自己的精神好有个安栖的港湾。而且这个港湾还需大些、重些，有足够的分量挡住风浪，抚慰自己愧疚的心。短小的文章虽然也可暂栖，但茅舍小屋难避大风大浪，需厚重、坚固的大房子，才能给自己以长久安宁之感。2005年3月我从文学研究所退休之后，去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博士班讲了半年鲁迅。回国后，几位好心的友人想给我在国内大学找一个教授的职位。找来找去，最终发现最适合自己、最有价值和意义的工作，还是埋头写作早已酝酿好的“大部头作品”。对外界无所依傍、独立支撑的内心，是最稳定的。自己的书房才是最好的工作场地，也是最为自足的“避风港”。

　　幸福之二是可作“心理平衡器”。虽然避居一隅偷生，但还是常常遇到不平之事。譬如看到一些人不学无术，却做人有“术”，凭借投机取巧而飞黄腾达，可自己苦学苦写大半辈子，却除了满屋图书、资料之外一无所有，胸中不免风起浪涌。但是一回到自己的书房，写起“大部头作品”，就立刻把全部心思集中在大丘壑之中，从内心深处升起一种成就感。又重温手边的《古文观止》，品读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名言：“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诗三百篇，大底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不禁气消。想到短而精的文章，自然难得，但作家身后还是要有“垫后脑勺的作品”。文章固然须以好为贵，质量低劣，犹如垃圾，越多越坏。然而如果质量上乘，当然越多越好。《红楼梦》的价值，显然非一首唐诗可比。歌德如果没有《浮士德》这样的“大部头作品”，仅是零散的短篇的话，肯定不会有如此沉甸甸的历史分量。《浮士德》这种重量级的经典作品，将歌德所处时代的“瞬间的生命感受”系统化、集约化、典型化了，集腋成裘，有如把多发炮弹集成重炮，形成了远超于单发炮弹的威力。鲁迅虽然没有单部的长篇，但是他的众多杂文集合在一起，已经成为了中国近现代社会的长篇史诗。《鲁迅全集》也是一种“大部头”。把别人喝咖啡、搓麻将、聊闲天的零碎时间积累起来，成就了“大部头作品”，生命岂不更有价值？一想到将来能有既厚重又耐看的“大部头作品”“垫后脑勺”，内心立即风平浪静，心理顷刻得到了平衡。为了把“大部头作品”写完写好，遂给自己订立了人生的七“化”原则：简化生活，淡化物欲，净化心灵，纯化人事，清化环境，强化身体，优化目标。一切以“大部头作品”的写作为中心，把目标集中在“大部头作品”的写作上，精进于思想与文字中，凡无益于写作的都放弃或搁置，有益的则自觉地加强。既不会“在污水池中搅水”，为无意义的琐事、闲事虚掷光阴，浪费宝贵的生命，也不会因为孤独的写作而感到苦闷，而会像“自然之子，真理之子”卢梭那样，即使“囚在巴士底狱或一间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室里”，“也仍然可以悠然幻想”。因为在这种“甜蜜而深邃的幻想”中，能够更加从容淡定、深入细微地构思“大部头作品”。生活有了奔头，感到很充实，心中好像有了定海针，任凭风浪起，稳坐书案前；也如构筑了坚固的长城，足以抵御种种干扰和诱惑，消解种种不平与愤懑。

　　幸福之三是可作“价值体现处”。写作“大部头作品”时，我感到自己虽然不能像将军那样驰骋疆场、为国立功，也不能如政治家那般握有重权、指点江山，更不能具有企业家那种亿万财富，掷千万金救灾抗震，但可以“遁入更为艰深更为孤寂同时更为博大的精神内部”，“继续着对人性的探求”，“在写作中找到骄傲、自信，找到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精神上的巨大快感！”“在写作中享受思维上天入地的自由，享受用语言缔造另一个神奇世界的隐秘乐趣。”遥想曹雪芹当年写作《红楼梦》时，纵然蓬牖茅椽，绳床瓦灶，举家食粥，却有晨风夕月，阶柳庭花，润人笔墨，岂不福哉！又据周汝昌先生新证，是与脂砚斋一起，夫妻二人共商合著，岂不更加其乐融融？在“太虚幻境”中共筑贾宝玉与金陵十二钗的梦幻世界，极抒人间曲折、深微之情，尽享诗词歌赋、园林艺术之美，真是幸福到了极处。曹雪芹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令吾辈羡慕而不可得矣。虽不能得雪芹之福，但用自己的拙笔构建一座精神的大厦，使后世的人们从中受到文化的沐浴、学术的滋养，也觉得自己纵然生活在远离世俗的别一世界中，却可使生命创造价值，自然心安理得了。

　　幸福之四是可作“生命归宿地”。我佩服钱锺书先生最后的彻底，不仅不修什么豪华的墓园，连骨灰也不保存，让自己的骨灰与其他无人收存的骨灰一起散弃。因为他有“大部头作品”《管锥编》在，不在意骨灰的留存。每到三联书店看到昂然挺立在书架上的《钱锺书集》，就好像在拜谒钱先生的墓园——精神文化的墓园。我自知与钱先生无可比性，但也愿身后有一“大部头作品”传世，成为自己的墓园。使后人从中知道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曾经有这样一个笨人，“陋室粗衣甘自苦”，日夜埋首“大部头”。

　　作家写作有如婚姻，有爱的婚姻怎么过都幸福，无爱的婚姻怎么过都痛苦。婚姻幸福与否，关键在于是否有爱，不在于怎么过。作家幸福与否，关键在于写作过程本身是否幸福，不在于结果是大是小，是高是低，是有大回报，还是毫无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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