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西方埃及学界在研究古埃及早期国家问题时，表现出了两个明显特点：多学科合作研究和微观考据研究。西方学者在探讨埃及早期国家问题时，不再单纯地从历史学的角度谈论20世纪的那些问题。

　　古代埃及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国家之一。自从1822年埃及学诞生以来，西方学者就对埃及早期国家问题展开了研究，时至今日，该课题仍是学者们热烈讨论的问题之一。随着讨论的深入，埃及早期国家涉及的很多问题逐渐清晰起来。

　　争论：古埃及早期国家问题

　　21世纪之前，西方学者把考古文物上的图案、象形文字、碑刻铭文、墓葬规模和陪葬品等所反映出的历史内容，与少量文献史料结合起来，对古埃及早期国家进行研究，主要探讨了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早期王权问题。要确定埃及早期国家的形成和特点，首先要研究埃及早期王权出现的时间及其特点。根据涅迦达1610号墓出土的黑顶陶碎片图案中的红冠和其他地区发现的白冠，根据顺序年代法的排列，以及权标头上的图案，学者们针对埃及王权的产生时间和地点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在第一王朝之前，埃及南北分立，上下埃及各有一个王国，南方的上埃及国王头戴白冠，北方的下埃及国王头戴红冠。第二种观点是考古学家皮特里、纽伯里、塞斯、迈尔等人提出的，认为前王朝时期只在下埃及的三角洲有一个国家，上埃及不存在国家。20世纪70年代以后，埃及史前史专家鲍姆加特提出了第三种观点，她认为埃及最早的国家产生于上埃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下埃及并不存在国家。时至今日，这三种观点都各有存在的道理和史料依据，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都认为埃及在前王朝时期出现了王权，国家已经产生。王权的产生是埃及早期国家形成的一个标志。

　　城市问题。古埃及历史早期是否存在过城市，城市是否为埃及早期国家的必要条件？著名埃及学家W.赫尔克断言：“在基本上由农业人口构成的国家中，绝不需要城市”；另一位著名埃及学家威尔逊表示：“直到新王国时代，埃及是没有城市文明的”；而魏特夫把古埃及早期国家纳入“东方专制主义”模式之中，否定早期埃及的城市国家性质。巴策尔、凯泽、鲍姆加特等考古学家根据考古证据提出新见解，指出在前王朝时期埃及已经出现了很多城市，他们还考察了这些城市的人口数量，认为城市是埃及早期国家的必要条件。

　　前王朝时代诺姆的性质问题。在前王朝时期，埃及出现了一些诺姆，就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地方区域，我们通常把它译为“州”。关于诺姆的性质，埃及学界一直有争论。一种看法认为，诺姆是“史前小国家”或“城市国家”，也有的把它称为“诺姆国家”或“初期国家”。另一种观点否认诺姆的国家性质，把它看做“地域区划”，是“历史时代埃及政治结构的基础”。还有人认为“前王朝的诺姆不是国家，更不是城邦，而是部落联盟”。

　　埃及早期国家的统一问题。承认埃及存在城市的学者们基本上都认为埃及城市国家发展的结果是统一王国的形成。但是，统一的埃及地域王国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谁统一了埃及？埃及是怎样统一的？对这些问题还存在不同观点。

　　关于埃及统一者的问题，传统观点都认为是美尼斯统一了埃及，其依据是马涅托在《埃及史》中提到的“埃及人王朝的第一个国王是美尼斯，他也是埃及统一王国的建立者”。但考古发掘并没有找到美尼斯这个国王存在的任何证据，所以现在看来，美尼斯人物的真实性尚值得怀疑，当然就更谈不上他是埃及统一王国的创建者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学者们在考古成果的基础上，发现了统一埃及的人物的证据，此人就是那尔迈调色板的主人、前王朝末代国王那尔迈，所以学者们更倾向于认为那尔迈是埃及统一王国的缔造者，但通过其他证据可以发现，那尔迈只是开创了埃及的统一局面，他只能算作埃及统一王国的奠基者。

　　那么，埃及是在什么时候完成了真正的统一？传统的观点认为，埃及是在美尼斯时期完成了统一事业。20世纪70年代以后，多数学者认为是那尔迈时期完成统一的。但也有人认为那尔迈只是开创了埃及的统一局面，埃及并没有真正实现统一，甚至早王朝时期也没有实现真正的统一，地方诺姆的势力依然很强大，诺姆之间的战争、诺姆与所谓的国王的战争经常发生，统一的埃及地域王国直到第三王朝初期才建立起来。后面这种观点在20世纪末期受到了更多学者的支持。

　　关于埃及的统一方式，有这样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水利灌溉的进行导致了埃及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统一王国的形成。更能令人接受的是第二种观点，即埃及的统一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在各种条件都成熟的情况下实现的，统一的方式是兼并战争，绝非水利灌溉，基本上是在古王国时期埃及才实现了真正统一。

　　趋势：多学科合作与微观考据

　　进入21世纪，西方埃及学界在研究古埃及早期国家问题时，表现出了两个明显特点：多学科合作研究与微观考据研究。仅举两例说明。

　　英国埃及学界自2001年开始每年召开一届国际性埃及学年会（至今已八届），会议论文大部分都编辑成论文集公开发表，从文章选题和内容来看，西方学者在探讨埃及早期国家问题时，不再单纯地从历史学的角度谈论20世纪的那些问题，而是通过多学科合作研究的方式探讨一些具体问题。例如，通过对前王朝希拉康坡里斯墓葬中的某件陪葬品进行考古学、历史学、建筑学、医学、艺术学等多学科的分析和研究，确定陪葬品的时间、价值和其反映的历史。

　　2002年，英国召开了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主题是“国家的起源：前王朝与早王朝埃及”，来自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40多位学者围绕着大会主题展开讨论，提交论文，会议组把56篇较好的论文收集在会议论文集中，公开发表。一部分文章是考古报告，报告了前王朝希拉康坡里斯墓地的考古成果，一部分是研究性论文，涉及国家起源的诸多问题，但每篇文章的选题都非常微观，例如“希拉康坡里斯HK6墓地23号墓中的象牙年代学分析”、“HK6墓地23号墓墓主人的考证”、“HK6墓地的地磁学研究”、“那尔迈调色板的文化内涵”等等。仅从这些选题，我们就可以看到西方埃及学界的研究旨趣正朝着更微观的方向发展。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报》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及本网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