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自然从来没有单一标准化。真实的情况是，“优”胜，“劣”未必汰。人类文化和大自然一样，永远不可能只以一种形式出现和存在，文化的多样性和生物的多样性已成为一种全球性的共同需要。

　　种族和文化“纳粹”不可行

　　按照古日耳曼神话中关于亚特兰提斯圣地的传说，日耳曼人是神与凡人结合的产物，他们成为亚利安神人族或超人族，隐藏在世界最高的山区。直到几年前，听说还有迷恋这个传说的德国女子到西藏“借种”，试图借康巴汉子的精子，生出“精粹之子”，以“还原”神族。

　　遗憾的是，这种想法并没有停留在理论推导或个别人的尝试上，而是成为了一场众所周知的人对人、种族对种族、国家对国家的行为。

　　“精生计划”是纳粹最初进行的一次种族上的自我净化运动，也被称之为净化血统工程，种族歧视与种族灭绝是纳粹顺理成章的下一个“工程”。纳粹是一种走向极端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它的基本理论起点就是“优胜劣汰”。“纳粹”是个翻译很到位的词，从中文字义上理解即“容纳精粹”，也就是人种学意味上的“选择优良品种”。按此逻辑推导，不被容纳甚至应该被淘汰者当然属于“非精粹”的“劣等品种”了。所以才出现了由自命为“优”的人来淘汰被划为“劣”的人的历史悲剧。

　　生物“纳粹”如何可能？

　　那么，生物上的“纳粹”，可以吗？

　　1969年，我到云南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当知青。那时“文化大革命”还正热闹，以红色新人的名义淘汰一切与“旧”相关的人和事物，毁其制，革其命，成为当时压倒一切的主流。甚至种田，都企图以单一化的指令“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但在少数民族乡亲那里就行不通，因为傣、景颇、阿昌等民族，所居地域和文化传统不一样，他们耕作方式、生活习惯、文化习俗等，也就千差万别。比如我插队的地区，种稻历史悠久，稻谷品种繁多，几乎每个村寨都有自己传统培植的优良稻种，不同土质、水温、湿度、朝向和时间而用不同的稻种、用不同的方法，谷物在他们心中早是有灵魂的共同成员，与他们的信仰和民俗水乳交融。我们看到，不同民族有不同的饮食文化、嗜好和耕作方式，差异性极大的生态环境也必需十分多样的品种才能适应。

　　现在，科技制造了再一次的“大一统”。在一些“发达地区”，一个省的广阔农田只被七八种“优良品种”覆盖，高产品种迅速淘汰了“落后地区”的上千种传统品种。为争取较高产量和规范化管理而相对单一化的种植模式，要靠化肥和农药来辅助实现，除了带来污染、土壤退化等问题，可能导致的问题还会很多，如生态失衡、灾害防御能力降低、单一化导致的物种非良性变异等。

　　传统农业不是规模化、集约化、范式化的科技农业，而是区域性、个性化的生态农业；它们一般不使用农药、激素和化肥，不为提前时间提高温度而用地膜或大棚，而是强调作物的原汁原味，用可在自然中化解的有机肥料和生物杀虫剂（如用蒿类植物做秧田的绿肥，或用某种树叶烧灰拌种，皆可以防虫），当然还常常加上一些幻化的仪式，使农活干得充满情趣；它们依时令而作，顺应天时地势，也为时令而制，遇到自然灾害便束手无策；它们品种多但产量少，味道好但成本高。相对于快速高效的现代农业而言，它显得过时而落伍；但它顺天应时、和于自然的许多做法，却应该为未来留下启示。

　　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均面临大转折

　　与多样的生态环境和物种种群相适应的是多元的民族文化。在中国，要谈生态问题就不能不谈文化问题，特别是多民族地区的文化问题。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也可能“养”或者“毁”一方水土。例如，像傣、基诺、白、纳西等民族，已形成了一套完整而有效的管理森林土地的传统制度；而游耕民族，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可轮歇土地的减少，文化与生态的矛盾日愈突出。另外，生活在自然保护区内的民族，应该如何处理好村社利益与保护生态的关系；旅游业介入时应对生态和文化资源如何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规划；生存环境较差（如怒江峡谷）的民族，为摆脱贫困应做什么样的选择等等，都是十分现实而具体的问题。人的事情不办好，文化问题不清楚，就很难做好生态保护和文化传承方面的工作。

　　现在，生物的多样性和文化的多样性，都面临着一个大的转折。传统知识系统及其生活方式，目前正受到来自另一种智慧的知识系统和生活方式的冲击，受到来自自身的有关不适与调适、传袭与发展等问题的责诘。这是我们共同面临的问题。

　　择优发展，不仅是人，也是大自然的一个基本原则。但“优”是什么？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传统有不同的理解。本文化持有者的观点和外来的良种推广者的看法，显然并不一致。这里没有谁对谁错的问题，也没有“先进”与“落后”的问题，有的只是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人类学一个重要的基本观念是学习倾听不同的声音：除了要听到代表强势群体和主流力量的声音，也要听到弱势群体或非主流力量的声音，听到少数人的声音，特别是还要听到反对的甚至“落后”的声音。

　　寻找推动多样性发展的文化动力因子

　　大自然从来没有单一标准化。真实的情况是，“优”胜，“劣”未必汰。此刻看去是“劣”的，彼时可能是宝，是重要的资源。所以，对异物、异态、异议、异文化，还是多一些包容；对自然，还是多一些敬畏。当然，我完全尊敬科学家为人类作出的贡献，也完全理解政治家为社会发展和解决人民最基本生存问题的良苦用心。因为我们都面临一个两难的悖论：吃饭问题（人口压力）和吃什么饭的问题（生态风险）。

　　所以，光说多样性还不够。我们面临的一个迫切任务是，如何寻找推动可持续的多样性发展的文化动力因子。因为文化和生态不可能脱离社会现实和经济利益进行“冻结式”保护，它们是一个动力的系统。我们应该理解，人类文化和大自然一样，永远不可能只以一种形式出现和存在。文化的多样性和生物的多样性已成为一种全球性的共同需要。因此，我们应充分了解各民族传统知识系统和多元文化类型，促成现代文化的极大丰富，这对于保护文化和生态环境都具有重大意义。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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