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朋友常常拿我的名字开玩笑：杜书瀛，“赌输赢”也，戏我为赌徒。我出生的时候，奶奶给我起名“赢”，是赢定了的意思，没想到过“输”，也不含“赌”。

　　小时候，大人们“赢儿”、“赢儿”地叫，从不想赢字怎么写，也不在意怎么写。那时正是抗日战争，爸爸是抗日军队的领导干部，离家奋战在沙场，伯父以此为荣，常常要孩子们学我爸爸，长大去打日本鬼子。一次，伯父逗我玩儿，说：“你叫赢儿（营儿），就当个营长吧。”这时我大约不到四岁。六岁，我上学了，总得有个大名。我们杜家到我这一辈儿，行“书”字，于是我的大名就援例在小名儿前加个“书”字，成为“书赢”。但当时我只想着当“营长”，坚决要求把名字写成营长的“营”，于是就成了“杜书营”。后来，我的启蒙老师——颇有些古文底子的冯先生，给我改成“书盈”，据说《礼记·礼运》上有“三五而盈”的话，疏曰“盈为月光圆满”，而且“盈”通“赢”——意得胜，兼含有余的意思。长大一点的时候，得知有一成语叫“蝇营狗苟”，没想到“营”字不但可以同“营长”连在一起，还可以同“蝇营狗苟”相关，觉得这同大舅一贯教我“男子汉做人要堂堂正正”太离谱，再看“营”字，顿生厌恶之情，暗暗佩服冯先生“盈”改得好：“丰盈、圆满”或者“得胜、有余”，无论如何比“蝇营狗苟”强百倍。再后来，读了点儿古文、古诗，知道李白有“海客谈瀛洲”的诗句，知道海上有蓬莱、瀛洲、方丈三座仙山，更觉得“营”字太俗气，而“盈”字，似乎也雅得不够，遂自作主张改名为“书瀛”。

　　印象中，上小学、中学甚至大学时，同学们几乎没有人拿我名字的读音开玩笑，好像那个时候大家太老实，没有从名字上取笑的工夫。只是到了“文革”，才开始在名字上做俏皮文章。当时有人拿我的名字说事儿，说我是“政治上的赌徒”：你“赌输赢”肯定要“输”，“输定了”。那时年轻，好叫真儿，最忍受不了人家骂“赌”，觉得人格受辱。我做事，向遵母训：一曰“实打实，不取巧”；二曰“明人不做暗事”。骂我别的，什么都好说，就是骂我“反革命”也比骂“赌”强。不过，天天骂，骂皮了，感觉渐渐迟钝起来。后来，闲时打扑克，朋友们常常喊着我的名字，要我出牌赌一把，来个“赌输赢”。跟着的，往往是一阵并无恶意的哄笑。

　　“文革”结束后，第一个拿我名字开玩笑的是张平化同志。那时我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文件的起草工作，同王若水、黎之、王树人（不是哲学家王树人，而是原《解放日报》总编辑王树人）、郑惠等一起。张平化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在钓鱼台十七楼会议室同大家见面，一一介绍。当读到我的名字时，平化同志笑起来：你这个名字真有意思，杜书瀛，“赌输赢”。你同谁“赌输赢”啊？全场哄然。

　　还有一位素不相识的朋友咬定我这个名字是故意造的假名。20世纪80年代初，钟惦棐同志在文学研究所理论室工作。有一天大早来上班，一见面就兴冲冲告诉我，为了我的名字问题，他同一位朋友争得不可开交。起因是我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好像是同某人辩论的。当然我竭力强调我的理儿，挑对方的不是，批评对方的“阶级斗争情结”。但当时“阶级斗争情结”还相当有势力，在那位朋友看来，批评它并非没有风险，说不定谁输谁赢呢！他对钟惦棐说：这位作者化名“杜书瀛”，肯定是要“赌”一把“输赢”。钟惦棐竭力辩明真相，并称可“验明正身”，居然没能服人。听后，在座者哈哈大笑。

　　也有朋友劝我改名，换一个读起来好听而不至于发生误解的名，但没奏效。一是现在改名需得到法律承认，那手续，差不多同申报国家课题或申请晋升职称一样烦琐。二是这名字同我这肉身生死与共、形影不离生活了六十几年，已经产生一种亲情，怎能说抛舍就抛舍？于是横下一条心：即使有一天“身与名，一起臭”，也认了，不改！

　　前年我的小外孙在美国降生，我女儿非要把孩子的名字同姥爷的名字连在一起。想来想去，我说，叫“瀛洲”吧，沾个“瀛”字。孩子爸爸姓“伟迪”，于是外孙名字全称：瀛洲·杜·伟迪。我女儿对这名字很满意，因为孩子虽为美籍，但心系中国，是中西文化交融的结果。现在瀛洲已经开始学用英汉双语说话，他常常用汉语说“我叫瀛洲，我叫洲洲”，接着用英语拼读：“j-o, j-o,洲洲”。

　　现在，我的名字更是铁定不能改了，管人们读什么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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