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让易中天教授评价自己对待学问的态度，他说：“你就写‘喜新厌旧、见异思迁’这八个字好了。全是兴致所致，性格使然。我不反对埋头苦干只做一件事，人与人不一样，有些人喜欢到处窜。我是流寇主义。”

　　易中天教授的这段话，明确点出了做学问的两种方式：一种是“根据地”战术，一种是“游击”战术。在心理学研究中，或者其他学科中，这两种方式都有人使用。

　　有的学者都快退休了，几十年就在一个领域刻苦钻研，成就斐然，建立起了一块自己的根据地。这种做法的表现是，只做一个特定的小领域的研究，有自己的一个核心理论，有自己提出的一个特定范式，有自己发展的一个独特研究工具或方法。如果把自己的知识不断锤炼、反复应用，慢慢地就打造了一块自己的根据地，而且这个根据地会吸纳很多有共同兴趣的学者，特别是后生来跟随，从而使得根据地日益壮大，如果其他领域的学者也有兴趣的话，不同根据地就有了连片发展的可能。这种情况在欧美的教授中比较多见，只要分析一下他们发表作品的单子，就能发现，很多学者从博士毕业，直到退休都一直在一块根据地耕耘不休。当然，每个人的根据地也有小有大，但总体的思路一样，即确定方向，往深处挖掘。只要不怕巷子深，钻进去总能找到“好酒”。“根据地”战术本身无所谓好坏，但重要的是创建自己的根据地，不能仅仅以自己固定的研究领域作为标志，而是要以独特的理论和方法论作为标志。根据地不是画地为牢，只有有所“创见”时，才能创建自己的根据地。

　　再来说“游击”战术，就是易中天教授自谦时所说的“流寇主义”。游击战也有水平高低之分。不断更换研究内容领域，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这是游击战；若每换一个地方，都有点理论和方法论的突破，游击战也能出名堂。关键的问题是不能“游而不击”，不能到处跑而什么问题也没有击破。空耗自己的力量，却没有打倒任何敌人，就不好了。游击策略的使用，需要找准突破口，用力猛攻，攻下一个山头后，发现无法继续推进，就跑，找下一个攻击目标。长此以往，虽然哪个根据地的人也不一定觉得你是同伙，但如果让所有的根据地都有点印象或有所领教，就足够了。

　　将研究方式一分为二，称为“根据地”战术和“游击”战术，这只是个简化的或典型化的说法。实际如何做研究则是千差万别的。我自己也算是个“流寇”，总要变换自己的研究重心，时而声东，时而击西。原因很复杂，主要与自己的性情有关。我一直认为做人和做学问的最高境界是，见了无论什么学科、什么领域、什么行当的人都能“有话拉”，否则让人觉得狭隘。所以我的阅读习惯，是杂食性的，头脑里的想法则一样杂乱，而且自己总是为下一个灵感所诱导。做着一件事情时，实际上在思考下一个问题。我做研究还有个自私的想法，就是让自己在某个领域的认识更清晰一些，而不是“为了”所谓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这些只是衍生品。真正带来的满足或者研究的欲望，是由研究后“头脑变得清晰”这种感觉来支配的。在头脑不清晰之前，我就想作研究。然而，若一段时间内，头脑没有产生新的混乱，我就开始迷茫，不知道该研究点什么了，就开始反思自己为什么很迷茫了。思想总是飘忽不定，在不同的空间闪动，也煽动起我们追逐它们的欲望。然而，最后的表现就是，自己像个萤火虫，自觉有些光亮，到处飞来飞去，自以为“走到哪里哪里亮”，然而身后依然一片黑暗，没有人觉得曾经被照亮过。用我一个同事也是好朋友的话说，这典型地属于“野鸡站坡”，野鸡的习性是到每个山坡上大叫几声，声明自己的存在后，又到下一个山坡鸣叫。无论是“野鸡”，还是“家鸡”，这年头都不招人待见。不过话粗理不粗，我们只是就动物习性学意义上来讲的。

　　除了自身的“习性”外，在中国当前的职业评估体系和课题资助体制下，打游击也有现实的原因。以心理学课题来源为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全国教育科学规划等各类基金和规划项目都多少有些心理学项目，然而份额均很小。所以要获得职业发展，不得不让学术兴趣多元化。这实际上反映了心理学跨学科的优势，同时也是劣势。心理学在自然科学中是“小弟弟”，在社会科学中是“外来户”，在教育科学规划中也只能隶属在教育心理学这一小类中。心理学的学科属性就体现在“跨”上，脚踩多只船，是现实的需要，也是学科定位的要求。我们不得不到什么山唱什么歌，既要做偏自然科学的心理学研究，也要做偏社会科学的心理学研究，还要主动为教育科学服务。所以，打游击是生存的需要，自己只有能生存下来，才谈得上建立“根据地”的问题。否则，光在一个根据地“深挖洞”，最后发现根本没有粮食，那就无异于给自己当“掘墓人”了。

　　从自我修炼的角度讲，我特别认同游击战术。做学问也有个类似精神分析学者埃里克森所说的“自我同一性”的问题，若没有经历自我探索、反复尝试的过程，就固定下自己的目标和方向，似乎不能算是形成了成熟的自我。若有了打游击的经历，再来看待根据地的问题，角度可能会多一些。

　　如从职业生涯的角度看，学者们大多在早期是打游击的（我还算在早期），中期则着力建立根据地，而到后期重新成为更高层面的“流寇主义”——试图坐在至高的宝座上“君临四方”，成为全能型“发言人”。心理学也好，其他学科也好，那些学问大家，似乎都有这种职业生涯的轨迹。皮亚杰从学生物学开始，带着哲学兴趣进入心理学，最后又回到无所不包的哲学当中。斯金纳，开始学习文学，后改学心理学，大半生研究心理学，后来转而写小说和哲学书，讨论如何改造社会，描述自己的乌托邦。弗洛伊德，开始学医学，后来转而主要做精神分析研究，最后无所不及，宗教、道德、人性皆是其关照的对象。

　　无论是打游击，还是建立根据地，都不是目的，只是手段和方式，目的是有所造诣，有所贡献。可以做像萤火虫那样的“流寇”，关键是有光亮，相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像一只硕鼠也不错，在自己的根据地“深挖洞”，但关键是“广积粮”，相信“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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