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百年来，西方开始没太关注宋代的思想，而多注重古代先秦部分，20世纪中期以后才注意到12世纪朱熹的思想。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陈荣捷老先生。他之所以要强调朱熹，就是针对美国世界强调基督教、天主教对我们了解朱熹的影响。而余英时先生的例子就更清楚了，他与陈荣捷的承担完全不同，他有政治文化上的意义。我自己研究朱熹，一方面因为他对宋代以来思想的影响，可以利用朱熹与其他宋代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哲学家的辩论来了解中国人的想法；另一方面研究这段历史也希望中国人了解，儒家思想是多元性的。当然，朱熹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欧美更重视对先秦儒学的研究

　　明朝末期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起初他们认为佛教比较流行，为便于传教，就身穿佛教的衣服，所以中国人把他们看做佛教的另外一种，而有一点看不起这些“西域”人。很快传教士了解到真正有地位的人，如士大夫，是不穿佛教衣服的。传教士们进一步学习中文而对中国传统情况有所了解后，他们找到了一些与自身宗教较为接近的观点。他们得出结论：孔子、孟子和《五经》的古代思想较接近欧洲天主教的一些观点，而朱熹的《四书》和科举的影响则把儒家的传统过于理性化，改变了儒家的古代思想，不太适合天主教。尔后，传教士把他们对中国的看法汇报到罗马。这在欧洲引发了辩论，有人批评他们将天主教与儒家思想混为一谈。

　　耶稣会传教士把孔子和孟子提出来，其地位比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更高，认为孔孟更可以配合天主教的教导，于是就把孔子变成了“Confucius”。除了古代思想家外，这一传统并未继续传承，比如西方人并没有给朱熹拉丁文的叫法。事实上，他们看重汉代之前的中国思想，这对后来的美国有很深刻的影响。随后很多人用德文、法文、英文等翻译了《论语》、《孟子》和《道德经》。然而，宋代的相应材料却少有人译成英文。

　　陈荣捷：“天地之心”不是“天心”

　　陈荣捷老先生已经去世了，但他的著作在北美还有影响。他是一位华人，在夏威夷长大，哈佛大学的博士。陈荣捷的研究以儒学为主，他希望能通过自己的研究，改变美国人对儒家思想的看法。他觉得天主教、基督教传教士的立场在欧美文化界影响太深，一般欧美的知识分子对孔子或孟子的了解都受到西方宗教背景的影响，他要改变这一状况。为此他翻译了很多宋代的材料，或许最有名的要数《近思录》。这是一个特别大的贡献。

　　陈老先生一直强调“天地之心”的哲学。我写了一篇文章讨论朱熹对“天心”的看法，但他觉得在朱熹思想里完全没有“天心”这个概念。陈先生认为这个老外看中文太少，把“天地之心”糊里糊涂地看成了“天心”。他认为我是要把朱熹改成一个基督教徒，强调“天”是耶稣会传教士把天主教思想与儒家思想结合的产物。对此，他并不赞成。我告诉他后学完全没有这种意思，因此陈先生让我寄给他《朱熹文集》与《语类》里提到“天心”的原文。然后，他承认朱熹确实用过这类词，但他始终不承认这个概念在朱熹思想中有任何意义。

　　了解陈老先生的重要性在于他的立场，一件事很重要，就是他本人相当佩服朱熹。例如，大约是1987年，在厦门召开了讨论朱熹的会议。会后，陈先生去了朱熹的墓。那时他年龄很大，仍在其墓前磕头。对此，他曾给刘述先解释：他一辈子向两个人磕过头，一位是他的母亲，另一位就是朱熹。他在美国要实行朱熹的道统，可以说也把自己绑在那道统里面，以代表朱熹的思想。他翻译的《中国哲学文献选编》（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从《五经》开始，一路下来，可是关于宋代那部分，北宋只有五子，如周敦颐、二程等等，而南宋只有朱熹和陆九渊。金元没有代表，从陆九渊直接就到了王阳明。虽然我承认他有很多很大的贡献，但是我总以为他研究的这个范围有点太窄了。

　　余英时：强调历史性

　　余先生对朱熹的研究很有意义。我是他早期的学生；他多半的学生是东方人，他们一定了解得比我多，但我还是想稍微提一提我的想法。

　　余老师过了70岁后，对朱熹很有兴趣，在这之前主要关注汉代和清代，对朱熹兴趣不大。余老师对朱熹研究的主要成果是《朱熹的历史世界》这本书，这与我的《朱熹的思维世界》在书名上很接近。他这本书的书名很好地表达了他的意思。在我看来，我同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辩论，我强调历史和政治文化斗争。可是从余先生的立场来看，我强调历史或政治文化斗争还不够。他用“历史”代替“思维”。另外，他在写那部书时，几次打电话来，与我讨论宋代的历史和思想，给我很深刻的印象，好像他写这本书是他一辈子最快乐、最得意的事情。他这一点很像他的老师钱穆先生，到年龄大了就回到研究朱熹的思想上。

　　可是我觉得有一点可惜，一方面，他有这个历史文化的立场，批评哲学家过于注重抽象的问题，强调我们要注意到宋代的政治斗争，而且他对道学和理学的区别说得很清楚。但另一方面，他却用“理学”这个词，他说他不研究这些哲学，而且现在大家都用“理学”这个词。可是“理学”对他所要表达的立场有一点不利，因为他用的这个词已经具有形而上哲学性的含义，消灭了政治文化的那种含义。

　　“新儒学”一词的用法

　　我的《儒家论述与朱熹之执学术牛耳》（Confucian Discourse and Chu His’s Ascendancy）于1992年出版，美国一些学者对其中的一些观点很有意见。（出版其中文版《朱熹的思维世界》的主要目的是希望与中国学者对话，同时也就北美学者的看法作些回应。）我写这本英文书的目的之一，是与哥伦比亚大学新儒学座谈会中的陈荣捷和狄百瑞二位先生辩论。

　　虽然陈荣捷老先生并不是正式的哥伦比亚教授，但他每个月有一个周五到哥伦比亚大学讲学。讲学之后，他就留下参加新儒学的座谈会。可是我有一个困惑，我看到很多人的文章，他们乱用道学、理学和新儒学，而且他们没有说清楚他们自己所用这些词的含义。在座谈会上，最重要的三位学者对“新儒学”这个词的使用就有相当不同的地方。

　　陈先生的用法是周敦颐、二程到朱熹的学说，范围很窄，明显是受到朱熹本人以及元代所编的《宋史·道学传》看法的影响。这狭义的“道学”跟宋代的用法有很大差异。

　　狄百瑞的用法可以说是相反的。我与狄百瑞先生辩论时，他说得很清楚，他的“新儒学”比较接近“理学”，可是比“理学”还要宽，所以他把“理学”的范围再扩大，就是“新儒学”，可他没说宽多少。两人经常合作，每个月开会，不过看起来他们并未注意到在用词方面是相反的。

　　第三位是谢康伦（Conrad M. Schirokauer）。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朱熹的政治思想。他的立场同他这两位朋友也有很大区别。他注意到了我在关于陈亮那本书中，避免用“新儒学”这个词，而是用“道学”这个词。他与我探讨过这个词。谢康伦的看法是，“新儒学”不是“道学”，也不是“理学”。与其他中国词汇不同，“Neo-Confucianism”是我们欧美的一个词，因此我们要它包括什么，就包括什么。虽然我觉得谢康伦的说法有问题，但我很佩服他能想出这样的理由，并很清楚地告诉我，但是他没向他的同仁狄百瑞先生表述出来。所以我向狄百瑞先生提到谢康伦的看法时，他回答说，这种乱说一定只是一个笑话！

　　扼要地说，我强调无论是用“道学”、“理学”还是“新儒学”，希望每个人能说清楚他自己用这个词的范围是什么。而且这个问题很复杂，因为这些词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意思。我觉得我们应该想办法把中国思想史搞得更清楚，但北美的思想史学家在这方面还要继续努力。

　　（作者单位：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历史系 赵嗣胤/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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