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强国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凝聚着国人深刻思想的具有历史感的高等教育发展宏图。

　　新旧世纪之交，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现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的周远清审时度势，提出高等教育发展必须强化三个“意识”，并把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意识放在首要地位。2007年12月，陈至立在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咨询委员会第十八次全体会议上强调，要加快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迈进的步伐。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成为新时期具有战略意义的高等教育发展目标，成为新时期的时代命题，因此，探讨高等教育强国的意蕴意义重大。

　　鲜明的“世纪意识”

　　历史回到19、20世纪之交，当时的国人对于20世纪教育的认知、期盼与实践于今有启发意义。“教育救国”恰似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在民族危亡的局势下被洋务派、维新派视作救国图存之希望、之根本。正如时人所言：“甲午庚子以还，内为志士所呼号，外受列强之侮辱，始知教育为中国存亡之绝大问题，于是众口一声，曰教育、教育。”

　　当历史迈进21世纪，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中国高等教育要向何处去？21世纪应该建设一个怎样的高等教育？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便是对这一世纪问题的坚定回答，目标高远而明晰。

　　周远清高屋建瓴，对21世纪的高等教育图景这样描绘道，应对经济的全球化要有一个更加开放的高等教育，适应科学技术飞速发展要有一个更加现代的高等教育，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要有一个更高水平的高等教育，应对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要有一个更具创造性的高等教育，注重素质教育要有一个更加先进的教育思想，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提高素质是我们教育教学的三个要点。更开放、更现代、更高水平、更具创造性、更先进，五个“更”字，道出了他对高等教育强国的深切期盼。

　　强烈的 “中国问题意识”

　　回溯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借助私立大学南开大学的创办来说明。陈平原在《教育史上的奇迹——阅读南开》（2000年）一文中讲过这样一段话：“作为中国最著名的私立大学，‘南开之路’非同寻常。如果说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有什么‘奇迹’的话，那么，很可能不是国立大学北大、清华的‘得天独厚’，也不是教会大学燕大、辅仁的‘养尊处优’，而是私立学校南开的迅速崛起。”

　　南开大学的办学真谛是什么？张伯苓在《南开大学发展方案》（1928年）中指出：“中国大学教育目前之要务即‘土货化’。吾人更可断定，‘土货化’必须从学术之独立入手。是故‘土货化’者，非所谓东方精神文化，乃关于中国问题之科学知识，乃至中国问题之科学人才。吾人为新南开所抱定之志愿，不外‘知中国’、‘服务中国’二语。吾人所谓‘土货化’南开，即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的大学。”

　　陈平原在《大学三问》（2003年）一文中又发表见解：“今天谈论大学改革者，缺的不是‘国际视野’，而是对‘传统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理解与尊重。”高等教育强国战略的提出，就是意欲解决中国的问题，为中国社会服务。在现实的中国“事境”下，重构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域”已经成为必然。高等教育强国的重要维度是要看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率。什么是高等教育强国？蔡克勇认为，如果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提供的科技成果和社会服务，能够基本独立自主地解决本国在经济、社会及科学技术发展中所出现的重大理论和重大实践问题，那么它就称得上高等教育强国。此处的“基本独立自主”，是指对外国的技术依存度在20%以下。

　　坚定的自强意识

　　20世纪末叶，中国现代意义上高等教育的产生是伴随着国人自强意识的觉醒而出现的。自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支撑着中国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一种精神、一种信念、一种境界。高等教育强国首先要求做到如孔子反复强调的“求诸己”，确立靠自己不靠别人的观念。

　　为什么今天我们能够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改革开放30年，我国积累了比较强大的经济实力，人均国民收入步入世界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经济社会发展为今天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提供了条件。我国高等教育经过大改革、大发展，聚集了数量巨大的优良教育资源，“211工程”和“985项目”建设成效显著，高等教育发展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这一切都为高等教育强国的建设提供了重要基础和保障。

　　应该说，我们今天的高等教育在经过了长期的摸索、累积以后，已经具有了比较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经验，进入到创新阶段。确切地说，我国高等教育已经告别了模仿阶段，进入高等教育自强阶段，这意味着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理论创新。高等教育靠模仿、借鉴是永远不可能做强的，也不是靠一定的经验总结就能跨入世界一流行列的。因此，当前的高等教育改革一定要在借鉴、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构建出适合时代与我国社会实际的高等教育发展理论体系，并在理论的指导下进行高等教育的改革，这也是当前掌握或者影响着高等教育发展走向的决策者和实践者面临的主要挑战。

　　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现代化体系确立的标志

　　首先，高等教育发展战略开始转移，提高质量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高等教育办学方向明确，在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上，最近杨叔子有一个鲜明的概括，其要义有三：第一，强调做人是高等教育的基本点。坚持“以人为本，德育为先”的办学指导方向；第二，强调民族文化教育，指出加强爱国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灵魂所在；第三，强调现代教育的重要性，指出创新人才培养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动力。

　　其次，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开始全面转型，由适应性向自主创新性发展。立足于适应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实际需求，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动力。大学不能独立于社会而存在。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在不断适应我国急剧变革的多样化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过程中，在诸多方面都有了重大突破。譬如，办学思路开始走出整齐划一、封闭的思维模式，呈现出多元的、开放的态势；开始突破单一的精英式人才培养模式，呈现出多层次、多规格的人才培养新局面等。

　　立足于高等教育自身发展规律，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要求。大学一方面要不断适应社会，为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要提供充足的服务；另一方面又要保持学术活动独特的生存环境。尽管二者时常处于矛盾状态之中，但是在知识经济背景下，一种新的矛盾解决模式逐渐被建构。从政府与高校的关系来看，逐步确认高校自主办学的主体性，并推进高等教育的宏观管理体制改革。国家1998年颁布了《高等教育法》，对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以及高等院校的自主办学问题从法律上进行了明确界定，高校自主权由思想意志转变为法律意志。此外，对高校内部办学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入，推进高校自身改革，如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内部管理体制改革，90年代开始的高校人事管理制度改革、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等。

　　再次，协调发展。协调在很多情况下是指合理的教育资源结构，它能反映出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础和走向。资源不仅仅指经济资源，而是指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所需调动的教育系统内以及全社会的可以产生积极社会效益的各种必需的条件。经过长期的发展，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呈现出教育效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并重，多元主体的协调，公平与效率并重等特征。杨东平在《中国教育蓝皮书（2003年）》中指出：“在经历了若干年追求数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之后，中国教育将进入一个以内涵发展和制度变革为主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改革将是比发展更为重要的目标，品质的提升将成为比数量的扩张更为优先的追求，评价和说明教育的关键词将是均衡、公平、民主、效率、适用、纯洁，等等。”

　　一个名词的表象有其必然的内蕴。在这里，必须明确的有两点：（1）高等教育强国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凝聚着国人深刻思想的具有历史感的高等教育发展宏图；（2）理解高等教育强国的真实意义，不仅要明白我们用这个词说了什么，而且要了解我们用这个词做什么。因此，高等教育强国的提出昭示着中国高等教育更为深入更为全面的改革在即。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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