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缉思，1948年11月生于广州。现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并担任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和中华美国学会会长等社会职务。

　　王缉思的主要教学和研究方向为美国外交、中美关系、国际政治理论。发表的著述有：《高处不胜寒：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与世界地位》（主编）、《文明与国际政治》（主编）、《中国学者看世界》（丛书总主编）、《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研究》（论文）、《美国霸权的逻辑》（论文）、《美苏争霸的历史教训和中国的崛起道路》（论文）、《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的视角转换》（论文）、《从中日美力量对比看三边关系的发展趋势》（论文）等。

　　2004年5月，美国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拉莫（Joshua Ramo）在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一份题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提出了“北京共识”这一概念。拉莫的“北京共识”显然是与“华盛顿共识”相对而言的，指的是中国独立摸索和创造出的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北京共识”所激起的讨论并没有形成共识。国内外一些学者更倾向于使用“中国模式”这一概念。然而，作为一种模式，中国发展道路必须具备普世性的模范价值，必须是可以通约、可以效仿的。然而对于这一点，学者们有着不同的意见。究竟有没有所谓“中国模式”？决定中国发展道路的关键自变量是什么？中国未来发展应注意哪些问题？美国的经验又能给我们提供哪些借鉴？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教授。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模式”的关键

　　中国坚持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制度。如果不理解这一点，就谈不上“中国模式”，做不到这一点，就不可能走中国式的道路。

　　记者：从西方人热议的“北京共识”到“中国模式”，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作为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您能否谈谈对中国发展模式的看法？

　　王缉思：谈起“中国模式”，我先提一个问题：有没有印度模式、巴基斯坦模式或南非模式？“模式”这个概念意味着一种普遍性，如果存在“中国模式”，那么它应该在世界上其他地区同样具有适用性。西方人提出“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说明中国道路有某种普遍意义。但是这种普遍意义是非常有限的。中国之所以在目前这条道路上取得相当大的成功，根本原因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点是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的。其他国家，不管是我们讲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其政治条件决定了不可能模仿或重复中国的发展道路。越南和中国有一点共性，但也不完全一样。古巴或朝鲜与中国差别就更大了。那么其他国家，即使也是采取一党制，也与中国式的政党政治模式有很大区别。

　　今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与中国的历史经验和文化传统有着某种联系。我这里所说的不仅仅是历史文化的传承，我今天早晨还在看《宋史》，回到唐朝、宋朝或明朝来看，中国的确是一种独特的文明。中国文明的一些基本因素，印度尼西亚没有、菲律宾没有、日本也没有。中国有自己独特的道路，日本也有它独特的道路。因此，建立在文明传统基础上的很多政治模式是不可复制的。别的国家要学中国，可能会学到一点皮毛。但是从根本上讲，除非它也复制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建立中国式的政治体制，说得极端一点，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等，把这一套东西都借鉴过去，才有可能重复中国的发展模式。如果做不到，那么就无法模仿。非洲、拉美和亚洲绝大多数国家已经实行了多党制。这多党制并不一定代表民主，可一旦采取多党制就很难回头实行一党制。中国坚持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制度。如果不理解这一点，就谈不上“中国模式”，做不到这一点，就不可能走中国式的道路。

　　具体而言，“中国模式”可以体现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与经济的关系等。从这个层次上说，的确可能存在某种形式的“中国模式”，或者说把政府主导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说成“中国模式”。但是这种政府主导模式未必是独特的。比如说，日本和韩国等东亚国家都是采取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和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政府对经济有较大程度的干预。从这一点来看，中国不一定有独特性，那又何来“中国模式”之说呢？说到“北京共识”，它主要是相比“华盛顿共识”而言的。它们是不可匹配的。即使是“北京共识”的提出者拉莫，也没有说出具体内容，他在书中没有总结“北京共识”到底是什么，而是要由其他人去总结。从根本上说，我不认为有一个“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

　　记者：中国的发展的确有很大的独特性。那么您如何评价中国发展道路迄今所取得的成果？这种道路又存在哪些问题？

　　王缉思：中国迄今为止取得了很大成功。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但我们还面临着很多问题。这条发展道路决没有走到尽头，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比如说我们要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人权和更完备的市场经济。这些方面显然还有待完善，我们还有很多的试验没有进行，还有很多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海内外对中国的这样一种发展道路存在疑问。这种疑问也很正常，因为我们自己也会有这种疑问，比如，如何在共产党领导下进一步健全民主和发展人权？再比如，法制与法治是什么样的关系？党的意志同国家法律的关系如何？这些问题从理论和实践上都还没有得到最后解答。还有市场与监管的关系，美国的金融监管出了大问题，那我们又应该如何处理市场、金融和监管之间的关系？还有领导干部的产生机制，究竟如何推进选举？选举在哪些层次举行？中国的省、市领导实际上是中央任命的，而不是地方选举的。你要地方选举，中央政府就会部分丧失调动干部的权力。省里也一样，要让地方政府直选，省一级的行政权力就会削弱。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中央集权传统的国家，直接选举未必能适用于中国的国情。从伦理上讲，选举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但政治要讲究效率和效果。

　　社会主导引领美国进步

　　美国之所以从南北战争以来，能够一直维护着整体的团结，而且内部的凝聚力还相当强，其根本原因之一是我在一篇文章里讲到的“简单划一的意识形态”。

　　记者：中国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十七大以来，党和政府广泛吸纳社会各个方面的智慧，在更宽广的社会基础之上，继续坚决践行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美国历史上也存在着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争，有历史学家称之为“钟摆”。您能否结合美国的发展道路，分析一下中国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案？

　　王缉思：美国人或者观察和研究美国的人往往强调美国的多元化，但我觉得美国之所以从南北战争以来，能够一直维护着整体的团结，而且内部的凝聚力还相当强，其根本原因之一是我在一篇文章里讲到的“简单划一的意识形态”。美国有一些大家都公认的原理。比如对政府的态度，美国秉承了卢梭以降的观点，即政府是一种“必要的恶”，因为政府很可能是坏的，需要监督。还有自由，自由是美国最核心的价值观，也是其最主要的旗帜。还有宗教，虽然美国实行政教分离，但总体来说它认同于基督新教文明的传承。只要你是美国人，你就会认同这些主流价值观，几乎没有例外。很多移民，在进入美国后都会逐渐认同于这样一个表面多元文化下的主流意识形态。如果说美国意识形态存在“左”或者“右”的斗争，那么主要是涉及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到底是大政府还是小政府，政府多大程度上在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中发挥作用。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争，也是政府对经济、社会生活及个人自由进行多大干预的问题。此外，在宗教、种族、多元文明、语言等方面，是更加强调多元化还是强调盎格鲁-萨克逊文化及基督新教的主导地位，也存在着“左”和“右”之争。但不管“左”还是“右”，都承认需要社会公正。

　　美国与中国和其他很多国家不同的地方，就是它的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自我矫正的机制基本上是由社会来驱动和主导的，而不是政府主导的。整个美国社会对政府的看法和中国很不一致。我们中国人很少想到过可以缩小政府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出了什么事，比如群体性事件、网络色情甚至乱堆垃圾，人们觉得应该有人来管，就要找“单位”、找政府。美国不是这样，如果出了问题，社会就会想办法自己解决、司法解决，当然必要的时候也得找政府。因此美国的政府权力确实比中国小多了。网上在披露中国一些地方政府的豪华办公楼，与它们相比，美国的政府设施显得陈旧得多。其实并不奇怪，因为这两种体制下政府的职能不同，管的事不一样。

　　此外还有利益集团文化问题。我们应当承认任何集团都有自己的集团利益，任何组织都有这个组织的特殊利益。因而，即使是国企也有其特殊利益，它就可能形成或属于某种利益集团。民营企业就更不用说了。民营石油企业可能会与国有石油企业形成某种共同利益，但两者发生竞争时，它又会与其他集团产生共同利益。因此，多种所有制并存，社会越来越复杂时，利益集团问题也会很复杂。有时看得很清楚，有时不那么清楚，因为政府部门利益和集团利益之间是相互交叉的，政府和企业利益也是相互交叉的。

　　美国的利益集团相对清楚、相对公开。在美国左中右派的思想斗争中，在地方与联邦的竞争、国会与政府的竞争中，到处都有利益集团在起作用。诸如全国步枪协会对抗枪支管制、支持堕胎者和反堕胎者、同性恋者和族裔集团等等，都有公开的社会组织和利益集团的支持。它们都通过游说来诉求自己的利益，而美国是有合法游说机制的。这种机制也在一定程度上容纳了不同意识形态派别之间的斗争，产生了一种自我纠偏的能力。

　　记者：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今天的发展阶段非常类似于美国“进步主义”时期。那个时期的美国也面临着与中国今天类似的种种社会问题：腐败、食品安全、劳工权利、黑心企业家等等。美国经过进步主义运动，以及其后的一系列社会变革，如福利建设、伟大社会和民权运动等，社会得以进步，国内相对和谐。美国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国有何启示？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何在？

　　王缉思：美国社会进步的关键就是前面谈到的社会主导性，是社会集团自动组织起来，监督政府，揭露黑暗面，也相互制约。当国家出现问题的时候，社会可以自下而上地对政府、大公司、利益集团进行监督、施加压力。

　　记者：但是，在美国进步主义运动过程中，除了自由媒体揭露黑幕的功劳之外，美国总统和政府在引导社会走向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王缉思：没错，当时美国政府也发挥了某种积极作用，引导了美国社会发展的方向。这就又回到了前面谈到的“钟摆”问题上。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说美国历史有一个30年的周期，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一个阶段，政府扩大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加强对市场、企业的监管，刺激经济发展，惩治腐败也需要政府采取措施。可是另一个阶段就会更强调企业的自由发展，强调社会的自我调适，减少政府干预。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美国的自我纠偏功能，而从根本上看，之所以能够不断纠偏，正是由于公民社会的核心地位。社会在一种单一价值体系的基础上具有高度的自主性，任何政府和个人都很难改变它，“一朝天子一朝臣”也不会出现混乱。生活在我们的社会中，的确很难想象美国为什么这样运作也行得通，而这一点正是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的地方。

　　成功的民族国家建构需要更开放的思路

　　单纯讲利益的道德相对论解决不了问题。世界最终能否接受中国和平崛起，实现“中国化”，取决于中国发展道路能否成功，中国人的文明素养能否令人羡慕，中国文化在伦理层面上能否不断得到普世性的认同。

　　记者：民族建构是现代化的重要部分。欧洲国家都是在形成了现代民族，并建成现代民族—国家的前提下才实现了现代化。美国也是如此，20世纪以来，美国基于以自由为核心的价值观，借助现代传媒，通过多次战争，在移民社会的基础上制造了成熟而强大的民族主义。中国不是一个移民社会，在中国未来发展中，如何应对国家统一和民族建构的问题？又如何应对美国因素的影响？

　　王缉思：首先我们应该明确定义。民族有两种意义：一种是文化意义上的民族，如藏族和维吾尔族等，在文化意义上是一个民族；另一种是政治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民族，比如藏族和维吾尔族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前后两者概念不一样，后者将中国人作为整体，但各民族在文化和语言上并不相同。同中有异，在当今世界上多数国家都是如此，即使是最正宗的欧洲民族国家也不例外。按照斯大林的民族定义，美国人可以说有共同的地域，但严格来讲，我们不能说美国人都有共同的语言和表现为共同文化的共同心理素质等，因为美国内部有着多元的语言、文化、宗教和人种，但毫无疑问美利坚是一个政治民族。

　　如果说起民族国家，德国比较纯粹，丹麦、瑞典、挪威、匈牙利、波兰等也都是比较典型的民族国家。在东方比较典型的是日本和韩国。按民族与国家融为一体这个标准，世界上多数国家都不能说是民族国家。从文化上说，印尼不是一个民族，马来西亚也不是一个民族。我们历史上一直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历史上蒙古人统治过，满族人也统治过，我们不认为他们统治期间中国就不称其为中国。所以你说到民族构建，中国其实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民族构建。许多现代国家独立时，是把不同文化、不同种族、不同语言的人硬捏到一起，这是西方殖民统治的结果，比如菲律宾就是如此。这和中国的历史大不一样，我们要时刻注意这一点。把汉民族文化无意识地等同于中国文化，把儒家文化等同于汉文化，这会造成很多问题的。美国主流文化中讲究一个共同信仰的神（在纸币上印着In God We Trust），美国总统要手按圣经宣誓。有人说，我们的领导人为什么不能手按《论语》宣誓？当然不行，因为不能说儒家文化是所有中国人的信仰，连提炎黄子孙都会有异议，因为很多少数民族不认可他们是炎黄后代。从这个角度看，我们部分官员的某些认识是不妥当的。像“孔子学院”这样的项目，最好主要由民间力量来推动。

　　我和约瑟夫·奈合写了一篇关于中国软实力的文章，发表在《世界经济与政治》上。他在初稿中写到，中国文化就是儒家文化（Confucianism），我说不对，给改成了“以儒家文化为特色的中国文化”。

　　记者：您过去在文章里讲过，美国的移民社会特征和多元文化背景有利于美国霸权的持续。美国《新闻周刊》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在新著《后美国世纪》中称，只有当中国成为移民社会时，才会真正威胁到美国的霸权，您对此有何看法？

　　王缉思：当一种主流文化不可为外人所融入、所认同时，这个文明就不会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文明，这个国家也不会成为世界性的国家。扎卡里亚带印度口音，但你不会说他是一个印度人，而是一个美国人。基辛格、布热津斯基、赖斯、鲍威尔、奥巴马都不是盎格鲁-萨克逊白人，但他们都是美国人。可是一个白人或黑人，即使加入中国国籍，或者像大山那样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我们也不会从文化或种族上认同他是同胞。这点和日本人很像，日本人也不会把一个白皮肤的人当成日本人。然而，中国人移民到美国后，只消一两代，就会变成纯粹的美国人，思想也完完全全美国化了。我的意思是说，中国文化不具有这种意义上的包容性和渗透性，中国太独特了。所以，扎卡里亚的观点在这种意义上是客观的。

　　当然，现在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也会影响、“教化”一些其他民族、其他文化的人，并能让他们部分理解、接受中国文化。比如，我十年前就曾说，如果中国强大起来，连著名反华派、美国议员佩洛西这样的人，也迟早会改变对中国的态度，现在她果然有所变化。基辛格、老布什、小布什、施罗德、希拉克也早就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化”了。中国人在待人接物上感化人的能力，中国文化的这种包容性、渗透力，是很多文化里所没有的。当然，这种包容性在他人看来也不完全是好事。在中西交往的过程中，我们用“大而化之”、求同存异的道德相对论，有时可以化解掉西方人的“原则”，但是不可能无限化解。对外国人来说的一些核心价值，比如宗教信仰，是化解不了的。再比如说气候变化、环境恶化问题，它关系到全人类，包括中国人的生存，对世界上许多人来说，甚至涉及宗教信仰。单纯讲利益的道德相对论解决不了问题。世界最终能否接受中国和平崛起，实现“中国化”，取决于中国发展道路能否成功，中国人的文明素养能否令人羡慕，中国文化在伦理层面上能否不断得到普世性的认同。

　　中国社会变化影响中美关系

　　中国本身也在越来越多元化，学者、社会精英与普通民众的看法有所分歧，精英内部对事物的解读也更加多元。近年来的一系列事件中，民间舆论对中国外交政策也开始发生影响。

　　记者：2008年以来发生了一系列事情，其中最值得国际关系研究者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中欧关系的起伏。而中美关系在这些重大事件上却没有发生大的波折。这是否反映了美、欧对中国发展道路的不同看法和对中国和平崛起的不同理解？

　　王缉思：美国比中国强大得多，所以比欧洲人更容易接受中国力量的上升。同时美国的战略利益与中国的战略利益有许多是兼容不悖的，比如在朝鲜、南亚和中东等国际问题上，美国需要中国。中国实际上也不希望美国经济实力真的衰落。但欧洲同中国的战略利益和安全关注交汇点不多，所以欧洲人短期内很难接受中国崛起，是可以理解的。当然中美关系并不是没有问题，双方都在采取“两面下注”的政策。

　　记者：中美两国的体制方面有很大差异，正如您过去所说的那样，美国与中国关系经常出现“一个社会对付一个政府的局面”。

　　王缉思：的确存在这个问题。这是由双方的政治体制和社会模式决定的，既然存在这种反差，我们只能顺其自然。但是现在中国也有新的变化趋势，中国本身也在越来越多元化，学者、社会精英与普通民众的看法有所分歧，精英内部对事物的解读也更加多元。近年来的一系列事件中，民间舆论对中国外交政策也开始发生影响。总体看来，这会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中国在外交中也不再仅仅是“政府”，而是具有了更多社会的色彩；另一方面，政府主导舆论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中国民族主义上升是一个必然趋势。对于民族主义，我并不是很担心，这是社会心态的自然流露，比如《中国不高兴》，写就写吧，因为它的确反映了社会一部分人的思想，有赞成的，也有批评的。

　　但是，这里我要强调一点：任何批评都要有最基本的知识基础。现在很多人批评政府的外交政策，左右两方面的批评都有，这很正常。不过，批评者应当知道自己的知识积累有多少。比如我作为一个球迷，可以就英超教练的水平说三道四。但要是真的以为自己比足球教练的水平还高，以为让我指挥才能赢球，那就太荒唐了。你有批评的权利，但总得先想想自己的起跑线在哪里吧？没有知识含量的争鸣，是缺乏说服力的，也不需要认真对待。

《中国社会科学报》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及本网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