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策需求而生

　　在社会科学众多研究领域中，很少有一门学科像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需要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建立之时开始，就是以服务于美国政府的政策需要为目的的。“中国研究”或“中国学”是美国在国家总体战略支配下的“地区性研究” （Regional Studies）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客观上起到了美国政府的中国政策智库的作用，是为政府的相关决策和政策分析服务的。美国政府对中国问题研究的重视，缘于其在东亚和全球的国家利益需要。美国研究中国问题和相关课题的成果，反过来又为美国政府的各种政策提供理论指导和政策效果分析，两者相得益彰。

　　从发展历程来看，20世纪中叶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是当代中国研究兴起的客观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只有规模极小的传统汉学（Sinology）研究，并受欧洲汉学研究体系影响很深，研究领域侧重于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而不是当代中国问题。这种状况造成美国在中国问题方面缺乏智慧，使得美国政府根本不可能制定出切合实际的远东政策。从20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数届美国总统，包括罗斯福、塔夫脱和威尔逊的远东政策都无法取得最后的成功。

　　服务美国全球战略和国家利益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政府正式雇用了第一代中国问题专家。这一代专家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认识并不深刻。由于目睹了国民党的腐败和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清廉与民主气息，他们并不积极赞成美国站在国民党政府一边干预中国内战。哈佛学者费正清和美国国务院远东问题顾问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等人在美国舆论界公开主张美国应该完全放弃对国民党的支持，尽快和中共取得谅解，甚至主张美国应该承认新中国。然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全面胜利却没有使中国成为美国的朋友。随着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的发表和新中国向苏联阵营“一边倒”的政策，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多了一个主要的对手。这种美国国家利益的巨大损失使得美国研究中国问题有了紧迫性。美国当时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曾亲自召集一些美国的“中国通”专家学者们开会，秘密讨论新形势下的美国对华政策。曾担任美国驻中国顾问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也提出了《战后国际关系原则》，强调要了解敌国的文化；其兄约翰·杜勒斯也在美国政府内积极推行反共政策。这些都促使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从单纯的学术探讨转向公开为美国全球战略和国家利益服务。这种以现代中国为研究对象的地区研究，是与美国的全球战略，特别是对付共产主义在亚洲势力的扩展联系在一起的。美国政府和政府背后的财团对中国问题智库的建立、发展、研究方向，甚至研究成果和成果的质量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美国政府的严格控制

　　美国政府对中国研究的控制包括财政、意识形态和人员等几个方面。从研究资金的控制来看，虽然美国的智库通常都以非政府组织为招牌，体制上都是独立于政府和财团权力控制之外的，而且学术研究的独立性也是整个智库体系的基础。然而，美国当代中国研究的发展是与政府和社会资金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50年代中期，以研究当代中国为目的的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成立，以及整合政府和民间基金会力量资助的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Joint committee on Contemporary China）的建立，表面上是由卡内基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等民间基金资助的，但实际上是由美国政府掌控甚至直接出资的。这些智库实质上是政府的合同型智库，它们的研究很难是“独立的”。

　　除了财政控制之外，还有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美国的各个智库一般从建立之初就有自己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定位，或保守、或中性、或激进，这些都决定了这些智库在研究方面的价值导向。同时，各智库董事会成员的背景和理念也决定着智库的发展方向和研究导向。

　　这种控制也体现在智库的组织和人事制度方面。很多智库对人员的思想有严格的要求。例如，美国兰德公司对要雇用的人员有着极其复杂的背景调查，以确保其研究人员和工作人员对美国的忠诚。除此以外，美国国务院每年还派官员到一些智库的总部或项目所在地和智库的专家共同工作。事实上，很多智库的研究人员本身就是前政府官员。

　　智库以政策研究为主的宗旨也影响到了中国研究的分析方法和研究质量，使中国研究方法的规范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常常有相当大的距离。美国智库，特别是大学以外的专业智库在其研究中常常以说明问题为主，而不是以发展学术体系、探求真理为目标。这一点是由多方面原因决定的。其中，中国研究的指导思想和人员的构成是主要原因。美国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重要创立者费正清认为，“研究应当具有实际的效用”，而“学者的责任不仅在于增加知识，而且在于教育公众， 在于影响政策”。这实际上是他创建中国学的宗旨，而且这一宗旨也是与智库的主要政策研究目标相适应的。在这一宗旨之下，对当代中国的研究，特别是智库的政策研究在分析方法上常常过分地强调经世致用的立场，缺乏学术研究所必要的严谨性。对一名中国问题学者是否成功的评价往往不是看其学术成果，而是看其受美国政府重视的程度和是否在政府中担任要职。

　　从人员构成来看，很多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学者，特别是专业智库的学者常常是由退职的前政府官员转任的。他们或者根本没有受过系统的专业学术培训，或者其原有的学者态度在多年的官场生涯中异化了。当然，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也有很多严肃的学者。但是当研究与巨大的研究资金引诱结合在一起，并且要限期拿出成果和政策建议的时候，他们中的许多人就不得不在保持学术良心，和从事针对“敌人”或“潜在敌人”的研究之间作出抉择。他们在研究过程中既难以保持科学研究所必须的“价值中立”的态度，也很难严格地固守自己应有的学术底线。当然，资讯的缺乏与政府和社会对政策建议的时效性结合在一起也是造成很多中国问题研究质量低下的原因。由于中国研究资料在数量和质量上有限，许多研究是建立在不可靠、不可信的资料甚至是主观推测基础之上的，与客观事实有很大的距离。

　　从对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作用方面来看，从第一代学者开始，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就是与政府紧密联系的。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如费正清、斯卡拉皮诺、鲍大可等为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乃至中美关系在70年代的改善起了重要作用，在中美关系方面贡献良多。很多智库的建议也被政府采纳。例如，在对华政策方面，冷战时期著名的“承认一个中国，但不是现在”（One China,but not now），以及冷战后的对华“遏制+接触”（Congagement） 政策都出自兰德公司的报告。

　　当代的中国问题学者很多也都参与到了美国政府的外交决策过程之中，有些甚至暂时离开学术岗位，担任政府要职。如密歇根大学的教授曾是兰德公司的研究人员和顾问的李侃如，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谢淑莉，斯坦福大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奥克森伯格等人担任过白宫国安会亚洲部资深主任、美国国家安全会议亚太事务高级主任等重要政府职位。

　　发挥主导舆论的重要作用

　　美国智库中国研究的作用不仅仅在于影响政府决策，在更大程度上表现为领导舆论，给美国这个民主社会的大众进行政策教育，为政府对华政策的实施建立社会共识。美国的智库经常组织一些中国问题专家讨论会并通过网络，或C-Span等公共电视台向全国播出。在21世纪的今天，美国的“中国通”已经历经了大半个世纪几代研究者的发展。这些学者中的绝大多数进不了联邦政府外交政策的决策圈，但他们对美国社会和舆论的影响力不可小觑。除了政府以外，很多美国的中国智库背后有各类利益财团的资助。这些财团也常常通过智库，以发表调研报告的形式来影响社会舆论，从而促使政府决策符合其自身的利益。中国研究实际上起到了主导美国政府政策和社会舆论的作用。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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