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转换理论认为,城市化与工业化、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协同性、一致性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如果城市化水平没有随着工业化水平同步提高,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工业化水平与城市化水平之间将表现出一种畸形偏差,将对城乡协调发展和经济长期增长带来不利影响。
通常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低时,经济活动以农业为主,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随着经济发展,产业向制造业、服务业转移,农业产值份额下降和农业就业比重下降,工业化发展所带来的资源和要素向城市集中,通过空间聚集效应推动城市经济增长和城市规模扩张,人口也从农村逐渐转移到城市。
地理二元结构理论认为,政府积极引导公共资源的合理分配对于保持城乡协调发展至关重要。缪尔达尔在《经济理论和不发达地区》中指出,由于经济发展带来商品、资本、人员、技术等要素的自由流动,会使先进的地区更先进、落后的地区更落后。为了避免“循环累计因果关系”的影响,防止地区发展中出现两极分化,不能消极等待市场力量发生作用,必须由政府制定相应的政策,刺激和帮助落后地区加快发展。地理二元结构理论充分肯定了政府在城乡统筹中的重要作用,成为城市化理论中城乡协调发展的经典理论。这也成为通过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并引导公共资源向农村流动,进而发挥政府在推进城乡协调发展中的作用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中国处于工业化中期,工业比重的提高和农业比重的下降仍有空间
钱纳里从产业结构演进角度将各国人均GDP水平划分为六个变动时期。第一阶段即第一产业比重最大的阶段,第二至第四阶段是第二产业逐步占据比重最大的工业化阶段,第五至第六阶段是第二产业比重逐步下降、第三产业比重最大的发达经济阶段。
其中,钱纳里在实证部分给出了不同工业化阶段产业结构的变化特征:第二产业的比重超过第一产业,工业化进入初级阶段;第一产业比重下降到20%以下,第二产业比重高于第三产业并在GDP中占最大比重时,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第一产业下降到10%左右,第二产业比重上升到最高水平,工业化达到基本实现阶段。2007年,中国GDP为257306亿元,人均GDP2360美元,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11.1%、48.5%、40.4%;从就业结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及城市化水平看,第一、二、三产业的就业人员之比为40.8:26.8:32.4,城乡就业人员之比为38.1:61.9,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为3.3:1,城乡人口之比为44.9:55.1,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根据钱纳里的研究,目前中国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比重仍有继续提高的空间,中国产业结构转变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潜力较大。
工业反哺能力增强,有利于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未来一个时期,中国仍将处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工业化和城镇化步伐加快的发展阶段。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节约型社会的建立,将减少消耗、污染和浪费,获得更好的产出效益,这些将为未来经济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构建和谐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都将增强内需动力,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契机;继续支持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崛起,加大解决“三农”问题的力度,这些仍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简言之,中国经济发展在未来仍将保持强劲的动力和巨大的潜力,全国财政收入也将随之继续保持较大的增长幅度,这将为落实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方针,不断加大国家财政对“三农”的投入力度,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中国已进入城市化加快发展时期,农村人口的城镇化进程将加快
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也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标志。1975年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通过对多个国家城市人口比重变化的研究,发现城市化进程具有明显的阶段性规律。第一阶段为城市化初期阶段,城市人口增长缓慢。当城市人口超过10%以后,城市化进程逐渐加快。当城市人口超过30%时进入第二阶段,城市化进程出现加快趋势。当城市人口达到50%左右时发展最快,这种加快趋势一直要持续到城市人口超过70%以后才会趋缓。此后为第三阶段,城市化进程停滞或略有下降。
根据国际经验判断,中国已经进入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时期。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城市化已呈加快的趋势,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2007年中国的城镇化水平由1978年的18%上升到44.9%。1999—2003年,世界城市人口平均年递增2.1%,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年递增2.0%;4年间城市化水平分别提高3个百分点和2个百分点。同一时期,中国城市人口年均递增4.6%,是世界平均增长速度的2倍多;城市化水平提高了5.75个百分点,比世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幅度快2.75个百分点。未来一个时期,需要进一步调整城乡关系,加快城镇化步伐,实行有利于扩大就业的政策,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和农村人口的城镇化。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还将在很长一个时期存在
从国际经验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即使是经济发达国家也如此。20世纪60年代几个发达国家城乡居民收入情况是:以工业就业者收入为100,法国农业就业者收入为36,联邦德国为44,美国为56,差距都很明显,而这些国家当时已经是现代化国家了。美国农业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和生产条件,20世纪20年代农民收入为非农人口的40%,50年代为50%,80年代为80%,靠大量优惠条件和补贴,现在才基本持平。
日本经济学家速水佑次郎根据库兹涅茨假说,利用1990年的人均GNP数据与19个国家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基尼系数资料,绘制了收入分配的倒U型曲线,并通过计算得出倒U型曲线的顶部为人均GNP2000—3000美元,最高点为2700美元。
目前中国人均GDP与人均GNP2700美元还有差距。根据国际经验和中国农业生产条件总体不好、非农业人口占少数、经济效益差、还不能用很大力量反哺农业的国情判断,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城乡差距还会在较长的时期内存在。因此,强调调整城乡关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主要是努力抑制城乡差距扩大的趋势,减弱城乡差距扩大的强度,积极为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创造条件。从差距扩大到开始缩小的“拐点”何时到来,现在还很难作出具体的判断。换言之,调整城乡关系、统筹城乡经济发展,既是一个紧迫的重大课题,又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
(作者单位: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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