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敦煌文书发现于1900年，黑水城文献发现于1908年，两者基本上属于同时发现。但敦煌学在百年之中很快风靡全球，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黑水城文献的研究却步履蹒跚，起步早而发展慢、影响小，直至20世纪90年代前后随着《俄藏黑水城文献》的陆续出版才渐入佳境。两部几乎同时发现的大宗文献，其学术命运竟形成如此巨大的时代落差。研究的滞后，固然是黑城学的不幸，但也意味着它是一方值得继续开垦和精耕细作的学术沃土，其未来充满学术生机。在我看来，黑城学研究者正好可以借鉴敦煌学百年来的经验教训，利用自己的“后发优势”，将黑城学研究的水平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首先，敦煌学的学术成就和学科建设经验对黑城学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在近代五大新发现材料中，殷墟甲骨文、汉晋简牍和内阁大库档案主要收藏在国内，敦煌文书和黑水城文献主要收藏在国外。因此，就收藏分布而言，后者具有明显的国际性。围绕五大新材料而形成的各个专门学问也由此形成了两大分野：黑城学（包括西夏学）和敦煌学文献材料收藏的主体在国外，从事研究的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因此学科的国际性色彩比较浓厚；而甲骨学、简牍学和内阁大库档案学因为文献材料收藏的主体在国内，从事研究的主要人员是中国人，其学科的国内性特点相对典型。

　　尽管黑城学（包括西夏学）和敦煌学的文献主体都庋藏于海外，学术研究的国际化程度高，但两者在学科规模、学术成就和影响方面却不可等量齐观。敦煌学被称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黑城学则显然不能望其项背。不过，敦煌学的学术成就在两个方面对黑城学有重要启示作用。

　　比如说，敦煌学构筑了一个近代罕有的中西互动的、共同的学术平台，促进了中西学术的接轨。我们知道，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走向近代化的重要转折时期。这一时期，面对铺天盖地的“欧风美雨”，中国传统学术基本上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两者完全处于一种不对称的地位。由于时代使然，中国传统学术只能选择走向近代的转型与改造之途，中西文化在总体上不可能旗鼓相当，不可能有对等的学术平台。但是，敦煌文书的发现及其流落国外，一方面刺激了中国知识界，触动了知识分子的悲情意识，唤醒和强化了知识界维护、发掘祖国文化遗产的学术自觉，于是就有了“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的浩叹，以及19世纪20年代阻止斯文·赫定单独前往西北地区探险，并组成“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行动；另一方面，敦煌文书分布的国际性特点，又为中西学者提供了互动的材料、话语平台，从而在中西文化总体不对称、不对等的大背景下，却在敦煌学这一狭小领域和局部环境内营造了一个中西学者相对平等、可以互动的学术平台。这不仅在近代新出五大新材料形成的新领域、新学问中绝无仅有，而且在整个近代中国学术领域中也非常罕见。这个生动独特的“学术奇观”使得敦煌学在学科如林的中国学术界脱颖而出，率先实现了与国际学术平台的对接。

　　另外，敦煌学为中国传统学术向近代化的转型创造了一个成功的学科实例。甲骨学（确切地说是王国维利用甲骨文进行的实证研究）证明了《史记·殷本纪》中的商史资料基本可信，揭示了殷商历史的客观存在，从而“发现了一个时代”，这不仅在疑古思潮甚嚣尘上的学术氛围中振聋发聩，而且开启了使“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印证的实践先河和成功范例，其文化意义和学术贡献不言而喻。但是，由于甲骨文释读困难，内容相对单一，甲骨学研究的“门槛过高”，限制了学者的参与范围和民众的关注程度，因此甲骨学的学术贡献巨大而社会影响有限。与甲骨学相比，敦煌学恰巧具备资料齐全、内容丰富（包括语言文字、文学、宗教、史地、艺术、科技、医学等）、便于释读的天然优势，既有利于较多学者的参与，形成学科规模，又容易引起大众关注。在成为“显学”的过程中，敦煌学所倡导和实践的学术理念（重视新材料、重视考古材料、重视中西文化交流等）、学术方法（重视“二重证据法”、重视国际交流等）对整个学术界乃至社会发挥了持续而重要的影响。可以说，敦煌学不仅推动中国传统意义上形而下的金石、博物之学提升到了近代的形而上的学理之学，而且也促进了整个中国学术的近代化转型，成为中国学术近代化的一个侧影和成功典型。

　　其次，敦煌学成熟的研究方法对提高黑城学的整体水平具有重要借鉴意义。黑城学研究目前主要存在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整体研究力量偏弱，相对于敦煌学尤其突出。二是研究力量失衡，国外主要集中在俄罗斯和日本，国内主要集中在北京和宁夏等地区（尤其是宁夏），以至给人的印象似乎西夏学只是宁夏的地域之学、地方之学，作为“黑水城文献之乡”的内蒙古却很少有人涉猎，这种情况直至近年才有所改变。三是研究成果分布不平衡，主要体现在西夏的语言文字方面。这种状况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俄藏黑水城文献》的陆续出版才逐渐改变；非西夏文材料的研究成果日益增多，其中汉文文献的研究更获得长足进步。四是重整理而轻研究，出版的资料很多，而深入的研究较少。由于缺乏深入研究，以至有些资料书籍在文献定名方面要么错误百出，要么过于简单，失去定名的意义。五是整体研究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就笔者比较熟悉的汉文文献研究而言，与敦煌学比较，在文献研究方面，黑城学的研究水平要明显落后于敦煌学。例如对文书的录文校对，敦煌学界早已形成一套通行的整理规范，既注意做到科学准确，也注意吸收并尊重前人成果。但这套整理规范对黑城学界的不少人来说显得非常生疏，其表现或为只有文字释录而无校注，或为利用别人已有释录却不加以说明。再如学风空疏，空洞的研究多于具体的考证，这与敦煌学研究的细密、具体相去甚远。

　　黑城学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不止以上五个方面，这里只是粗略罗列一二，希望引起同行的注意。敦煌学发展历程中的有些阶段是不可逾越的，例如从个案研究走向层次研究、类别研究，从具体研究走向整体研究、关联研究等；有些阶段则应避免，例如录文校注的失范等。黑城学只要认真借鉴和吸收敦煌学的经验和理路，充分发挥自己的后发优势，就一定能够迎头赶上，缩短与敦煌学的差距，创造自己的学术辉煌。我们期待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作者单位：河北省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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