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黑水城文献的发现，催生了西夏学这门新兴学科。经过俄罗斯、日本和中国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西夏学研究从无到有，不断成长、壮大。但是，及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献》以前，世界上只有极少数专事西夏学研究特别是西夏语文研究的学者，有幸能够接触到这批文献，所以其价值还远未得到充分的挖掘和认识。自《俄藏黑水城文献》出版以来，其他学科的学者也纷纷开始注意这批以前难得一见的珍贵文献，许多从事宋、辽、西夏、蒙元史研究的学者从黑水城文献中发掘出许多稀见的珍本文书，获得了不少新的启示，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一门新兴的学科——黑城学渐渐脱颖而出。

　　与已经有悠久优秀学术传统的敦煌学相比，黑城学无疑尚处在草创阶段。但它的建立与敦煌学有许多共同之处。与敦煌一样，黑水城也是丝绸之路中央欧亚段上一个著名的绿洲城市，曾经是东西文明交流的一个熔炉，在东西文明交流史上发挥过巨大作用。虽然黑水城文献在数量上远比不上敦煌文献，但是前者的数量和内容仍处于不断的增长和丰富之中，大量与黑水城文书性质相近的文献近年来陆续在西夏故地出土，特别是其中的西夏文文献，数量之大、内容之丰富令人震惊。从时间上说，黑水城文献与敦煌文献正好前后相接，敦煌文献终于11世纪初，而黑水城文献恰恰开始于11世纪初，并延续至14世纪后半期。要研究11世纪前中央欧亚的历史，我们必须借助敦煌文献，而要研究11世纪至14世纪晚期的中央欧亚史，黑水城文献无疑是我们能够利用的最重要的文献资料。黑水城文献中数量最大的是西夏文和汉文文献，此外还有数量不等的藏、蒙、回鹘和阿拉伯文字文献，从语文种类上说，它虽比不上敦煌文献，但其价值却并不因此而降低。若没有黑水城西夏文文献的发现，大概就不会有现代西夏学这门学科的诞生。而黑水城文献中的藏、蒙、回鹘文文献资料，不但证明黑水城这一中央欧亚的绿洲城市在11世纪以后依然扮演着中西文明交流之熔炉这样的角色，而且对于藏学、蒙古学、回鹘研究具有非同一般的价值。

　　不管是敦煌学，还是黑城学，严格说来都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敦煌学和黑城学实际上指的是对敦煌文献和黑水城文献的研究，而不是指对敦煌或者黑水城这两个地域的专门研究。所以，敦煌学和黑城学应当是跨学科研究的学问，超越任何一门单一的学科，所有人文、社会乃至自然科学的学科都有可能成为这门学问的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对敦煌文献的多语文、跨学科研究，有可能重构出11世纪以前横跨欧亚的丝绸之路的色彩斑斓的历史。与敦煌学研究不同，由于黑水城文献中的大多数内容出自西夏时代，其中西夏文文献又占极大比重，所以人们通常将黑水城文献研究和西夏学研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与此相应，对黑水城文献的研究变得比较单一、狭窄，远不如敦煌学研究那样恢宏、丰富和复杂。事实上，黑水城文献决不只对西夏研究有意义，它不但为宋、辽、金、元，甚至明代历史的研究提供了许多宝贵资料，而且对于藏学、蒙古学、回鹘研究和佛学研究也具有重要价值。可以说，黑水城文献依然是一个有待开发的富矿，要充分认识它的价值，将黑城学建设成为一门像敦煌学一样有声有色的世界性学问，就首先必须运用多语文、跨学科的方法来处理和研究黑水城文献。

　　笔者专治藏传佛教史，尤其关注藏传佛教在西藏以外地区传播的历史。早年曾用心研究元代蒙藏关系史，对藏传密教在蒙古大汗宫廷中的传播印象深刻，但苦于找不到任何有关元廷所传藏传密法的具体文献资料，故一直无法在这一领域有所作为。很长一段时间内，世人对元代所传藏传密教的了解始终停留在《元史》、《庚申外史》所记载的有关“秘密大喜乐法”和“双修法”的内容之上。传为从元朝宫廷流出、元帝师八思巴辑著的汉译藏传密教仪轨结集《大乘要道密集》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台湾坊间流传，曾被认为是存世元代所传藏传密教的唯一资料。2002年冬，一个很偶然的机缘令本来与西夏学没有多少关系的我接触到了《俄藏黑水城文献》，并在其中发现了一系列汉译藏传密教文献。这些文献在汉学家孟列夫先生眼中不过是一些“地方产品”，引不起他的特殊关注，然而到了我这位藏学家的眼中却意义非凡：它们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汉译藏传密教文献，为我们深入研究藏传佛教自11至14世纪在中央欧亚地区的传播提供了最直接、可靠的资料。

　　通过对这批汉译藏传密教文献的初步解读和研究，我们发现藏传佛教曾在西夏王国占主导地位，噶举派的喇嘛、萨迦派的喇嘛以及来自印度、克什米尔等地的西天僧，都曾活跃在西夏王国境内，担任帝师、国师等职，传播《那若六法》、喜金刚、胜乐和相关的金刚亥母、摩诃葛剌崇拜等密法。蒙古人的藏传佛教信仰受到西夏传统的影响，萨迦派喇嘛率先与蒙古汗王结交，并在元朝大汗宫廷内得势，显然也与他们早已活跃于西夏王国这一事实相关。毋庸置疑，《俄藏黑水城文献》是研究藏传佛教在中央欧亚和汉地传播历史的最早的第一手资料，黑水城文献与藏学、蒙古学和佛教学研究也结下了不解之缘。

　　不仅如此，黑水城文献与吐鲁番学研究也有直接联系。与发现黑水城文献几乎同时，德国殖民探险家在吐鲁番发现了一批回鹘文文献，其中有大量佛教文献，特别是藏传密教文献。由于这些文献多有程度不同的残缺，又缺乏可以断代的历史信息，所以对其形成年代的确定常常是令学者们头痛的一件事。令人惊讶的是，若将黑水城佛教文献与吐鲁番佛教文献相比较，则不难发现它们之间有十分明显的相似之处，有不少显然是在同一时间、从同一个原本翻译过来的不同文字的译本。例如，有一部萨迦班智达造《上师瑜伽》法本，汉译本见于《大乘要道密集》中，回鹘文译本则见于吐鲁番回鹘文佛教文献中，两者显然是在同一时间从藏文翻译过来的。在吐鲁番回鹘文佛教文献中有一系列有关“中阴”法，即所谓“死亡书”的文本，而与它们类似的汉文译本也都见于《俄藏黑水城文献》。还有黑水城文献中出现了西夏仁宗年间翻译的藏、汉、西夏文本的《圣观自在大悲功能依经录》，而它的回鹘文译本则出现于吐鲁番回鹘文献中，于是我们可以确定这部回鹘文译本大致也是在西夏仁宗年间完成的。黑水城文献与吐鲁番回鹘文佛教文献的这种类近关系，不但使我们对回鹘西迁至伊斯兰化前500年间信仰佛教的历史有了新的了解，而且对回鹘人在藏传佛教于中央欧亚地区各民族间传播过程中充当的中间人角色有了清楚的认识。事实上，自11至14世纪藏传佛教在高昌回鹘、西夏和蒙古人中间都占主导地位，换句话说，11至14世纪中央欧亚佛教史以藏传佛教的传播为主要内容。而这个发现端赖我们对黑水城佛教文献的多语文、跨学科研究。

　　对黑水城文献作多语文、跨学科的处理不但对西夏学的进步有益，而且将对藏学、蒙古学、回鹘研究和佛教研究产生巨大推动作用。如果说敦煌藏、汉文佛教文献，特别是其中的禅宗文献，为重构吐蕃时期汉藏佛教交流史提供了关键资料的话，那么黑水城西夏文、汉文佛教文献，则是我们研究西藏佛教后弘期的历史和藏传佛教在中央欧亚和汉地传播的历史最基本的文献。总而言之，我们对黑水城文献的研究还刚刚开始，若要把黑城学发展成为一门像敦煌学一样的世界性的学问，就必须采用多语文和跨学科的方法来处理和研究黑水城文献。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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