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一代宗师季羡林先生

　　季羡林先生是国学巨匠，学问广博深厚，在古文字领域不仅是梵文专家，也是中国古文字焉耆—龟兹文专家。焉耆—龟兹文是公元3—9世纪在今新疆库车、焉耆、吐鲁番等地使用的一种文字，过去被称为吐火罗文。吐鲁番一带方言被称为甲（A）方言，古龟兹（今库车）地区方言称为乙（B）方言。20世纪80年代，在季先生的建议下，国内学术界将吐火罗文改称为焉耆—龟兹文。早在1943年季先生于德国东方学会杂志上发表《吐火罗文本福力太子本生故事》，在考证甲方言《福力太子因缘经》版本译著和词汇语源方面都有独到之处，为欧洲语言学界所重视。1975年在吐鲁番地区发现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残卷，系中国最早的剧本，共44页（88面），入藏新疆博物馆。20世纪初，德国探险队也曾在中国新疆发现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并被携往德国。国内藏本比流失于国外的内容更为丰富，国内能解读这种文献的只有季先生。季先生看到这部珍贵文献后，虽年近八旬，仍重操30多年前的旧学，率先伏案解读。因文献残缺严重，甚至没有一页、一行完整的，解读十分困难。不久，季先生将部分研究成果写成论文《吐火罗文A中的三十二相》，首先发表于《民族语文》，国内外学人给予高度评价，称赞先生宝刀不老。后来，他又花费10年时间继续深入、全面研究，以中、英文写成专著《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将焉耆—龟兹文研究提升到一个新阶段。
　　季先生还是一位民族古文字研究的倡导者和组织者。20世纪70年代末，“四人帮”被粉碎后，后来实行改革开放，学人迎来科学的春天，百废待举。在天津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季先生和出席会议的十几位老专家发出倡议书，希望重视和加强中国民族古文字及其文献研究，建议成立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1980年夏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召开的专家座谈会上，季羡林、翁独健、王静如、陈述、金克木、马学良、李森、熊德基等20多位专家与会，畅谈中国民族古文字及其文献研究的重要学术价值和发展民族文化、增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的现实意义，强调成立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对开展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组织、团结民族古文字研究专家形成合力的重要性，并决定近期召开大会，成立研究会。季先生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同年8月，在承德召开了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成立大会及学术研讨会，季先生出席会议并致辞，会上被大家一致推举为名誉会长。10月，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中国民族古文字展览，展览汇集了近千件展品，季先生兴致勃勃地参观展览，赞扬展览办得好，宣传了中国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我担任研究会秘书长、副会长10年，又担任会长10年，期间多次向季先生汇报、请示。开始几次研讨会季先生都亲临指导。季先生的致辞不是说说祝贺之类的客套话，而是谈学术、文化问题。记得季先生“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著名论点就是在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一次会议的开幕式上发表的。后来季先生不能参加会议，也要写一个书面发言。研究会同仁每议及此，无不为季先生给予的支持与关怀深深感动。
　　我主要从事西夏文史的学习与研究。多年来，季先生对西夏研究的关注也令人难以忘怀。我每次见季先生，他都询问西夏研究近况，并把他知道的有关西夏的资讯告诉我，我从中受益颇多。199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了，请季先生做顾问，他欣然应允。早在1932年，北平图书馆馆刊曾出刊一期《西夏文专号》，在学术界颇有影响，至2002年整整70周年。我向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报告，希望国家图书馆与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共同编辑，再出刊一期新的《西夏研究专号》，邀请国内外专家撰写论文，以资纪念和传承，任先生慨然答应。出刊前商定请季先生题词，先生很支持。先生的题词为“加强西夏研究，扩大国学范围”，我从中体会到先生把西夏这类少数民族研究纳入国学范畴的深意。我到北京大学朗润园的先生住所取题词时，因先生年事已高，本不想多打搅，但那天先生精神矍铄、谈兴很浓，向我询问《俄藏黑水城文献》整理出版情况，又问及国外研究动态，相谈近1小时。先生对西夏研究的关心与热情，至今难忘。后来，我撰写的《西夏社会》即将完稿，先生十分高兴，欣然命笔，题写书名。该书出版后，我于2008年1月23日到解放军总医院看望先生，并将《西夏社会》送先生指正。我见先生思维敏捷、目光有神，便祝福先生长寿，为学界增福。不想此次见面竟成永别。
　　先生治学、为人皆称楷模，我能受先生教诲，耳提面命，受益良多，甚感荣幸。近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已将西夏文、契丹文、八思巴字、女真文、东巴文及梵文等古文字纳入特殊学科建设计划，正与季先生关注相合。今先生离去，在悲痛之余，自应以先生为榜样，继承、发扬先生关心、倡导的学业，以不负先生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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