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风是学术之本。学风是治学的理念和态度，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和服务社会的道德责任，是学者的首要品质，它们构成了学风的核心。学风是学术研究的生命和学术成果的灵魂。要克服学术不端和学术腐败，必须加强学风建设。
　　科学的学风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命和灵魂。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对待马克思主义，有个学风问题：究竟是从本本出发，还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报告突出强调了科学的学风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学风不是外在于理论的某种东西，而是贯穿理论中间的精髓和灵魂，是理论本身所包含的科学精神和原则，是人们研究问题、建构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所谓马克思主义学风，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最值得坚持和发扬的部分，是指引我们事业前进的根本保证。从这个意义上说，学习理论和弘扬学风是内在统一的。学风问题是思想路线的核心问题之一，学风方面的斗争是思想路线方面的斗争，党内思想路线的分歧首先是以学风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平时我们讲的思想路线问题，多数情况下也与学风问题紧密相连，从王明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到“文化大革命”中的“句句是真理”，再到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两个凡是”，我们党在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主要是同“唯书唯上”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进行斗争。学风好坏不仅直接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命运，还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改革开放前夕，面对“凡是派”所谓“丢刀子”、“砍旗帜”的责难，邓小平无所畏惧，郑重地把学风问题作为事关社会主义命运的重大问题提到全党面前，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重新确立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基础。
　　学风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它是指一个人和一支队伍的学术追求和学术境界。有了这种追求和境界，才能出成果、出人才。所谓学术大师的“学为人师，行为示范”的含义，最重要的是指他为学界确立了某种学术风范。在哲学研究所成立之初，我国几乎所有的老一辈著名哲学家，如潘梓年、金岳霖、贺麟、冯友兰、李达、杨献珍、艾思奇、胡绳等，都参与了哲学研究所的创建和发展。他们不仅为我们留下了一批传世之作，而且为我们留下了志存高远、淡泊名利、以学术立命、专心治学的学术风范。在老一辈学者献身学术的精神熏陶下，几代青年学者不辱使命，努力攀登学术高峰，克服收入低、科研条件差等困难，心无旁骛、刻苦钻研，为我国的哲学学科体系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冯友兰多次表示，要理解他的学术成果，要区分“迹”和“所以迹”。他说，我的文章和著作，都是我走过的痕迹。实现民族振兴是我的“所以迹”。有了这个“所以迹”作为精神上的支持，才能不断地勇往直前。为此，他提出了人生境界说，这个人生境界也是他的学术追求的境界。1938年冯友兰和金岳霖讨论中国会不会亡，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不会亡，因为中国的学问和思想不会亡。这场讨论，激发了他们的学术激情，冯友兰接连写出了《贞元六书》，金岳霖也先后写出了《论道》和《知识论》，由于《知识论》手稿在躲避日寇空袭时丢失，金先生又花了六年时间重新撰写了此书。由此可见，学术大师的忧患意识和优良学风是推动他们从事学术研究的内在动因。
　　要从价值观入手解决学风问题。学风问题不仅属于认识论问题，而且与价值论密切相关。唯物史观认为，价值关系是主客体关系的固有方面，人们在从事认识活动时，总是具有特定的价值指向性。因此，学风的基本问题既表现为理论与实际、主观与客观的关系方面，也表现在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方面。价值理性总是渗透在认识过程中，规范和影响人的知识获取和治学态度。不同的学风反映的是不同的价值理念，价值观念的变化制约着学风的流变。一个时期以来出现的学风问题，都与价值观念的变化有关。在市场大潮的冲击下，社会风气由过去的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回归，学术界的价值观念和治学心态也发生着重要的变化，一些人不再以学术为志业，而是以学术作为赚取名利的手段，急功近利的浮躁学风必然导致泡沫学术和粗制滥造。个别人为了达到卑劣的目的，明目张胆地剽窃、抄袭他人成果。学术界是“社会的良心”，不良学风的泛滥，不仅会影响学术圈的声誉，更要紧的是学术道德失范所导致的学术队伍的垮塌，无法实现学术界应当承担的神圣使命和时代责任。因此，解决学术不端问题，既要改革现有的学术制度和评价体系，更要加强学术道德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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