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民族与宗教和谐”

　　□李永乐 来源：《新民周刊》2009年7月20日

　　1965年新加坡独立以来，“民族与宗教和谐”是其国家建设最重要的基础。其做法主要有三。其一，考虑到民族宗教问题的敏感性，新加坡允许结社、言论有限的自由，并且设立种族与宗教关系的委员会、种族互信圈等，政府在1994年颁布《维护宗教和谐法令》。新加坡的政治领袖信仰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比例较高，但是他们在出席不同宗教社群的活动及仪式时，往往入“教”随俗，比如戴锡克教的头巾、与穆斯林共享回教餐等。其二，族群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绩效政治和任人唯贤成为新加坡国家统治的原则之一，一切以个人的能力表现为选拔和淘汰的标准。其三，在发展经济时，政府对族群问题高度重视，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民族，予以优惠和鼓励。政府规定马来语为国语，但英语、华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四种语言同为官方语言，一律平等对待。各个族群都有自己的文化月，目的在于保留和认同自己的文化传统。而在政治管理上，政府保障少数民族的参与比例。值得一提的是，在新加坡公共住宅的设计上，政府强调各族不要隔离居住。不同民族比邻而居，和谐共处，以促进族群融合。（杨玉珍/摘）

　　古代并非全为“筑城时代”

　　□鲁西奇 马剑 来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9年2期

　　一般认为，中国古代的主要城市大都围绕着城墙。但事实上，自两汉以迄于明清，历代王朝对于州县修筑城郭的政策与重视程度前后均有变化，其政策的实施又往往因时因地乃至因人（地方官）而各有不同，州县治所的城垣之兴筑、维护亦各不相同，不能简单地认定：在大部分历史时段里，大部分州县的治所均有城垣环绕，形成所谓“城墙内的城市”。至少需要有超过一半的州县筑有城郭，而且这些城郭至少在制度规定上得到经常性维修，方可以称为“筑城时代”。概括地说，两汉魏晋南北朝、中晚唐五代、明中期至清末这三个时段或可称为“筑城时代”；其余的隋唐前中期、宋元至明前期，则基本可以断言，其筑有城郭的州县在全部州县中不会超过50%，或可称之为“非筑城时代”。“筑城时代”占据了1500余年，而“非筑城时代”只有600多年，但这已足以说明：“城墙内的城市”既不能适用于所有历史时段，也不能适用于所有州县。同时，相当一部分筑有城垣的州县，都普遍形成了规模不等的城下街区，有些城市的城下街区面积、居住人口、商业规模甚至超过城内。因此，不宜以“城墙内的城市”概括中国古代城市的形态特征。（黄维政/摘）

　　毛笔的雏形

　　□鲁西奇 马剑 来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9年2期

　　一般认为，中国古代的主要城市大都围绕着城墙。但事实上，自两汉以迄于明清，历代王朝对于州县修筑城郭的政策与重视程度前后均有变化，其政策的实施又往往因时因地乃至因人（地方官）而各有不同，州县治所的城垣之兴筑、维护亦各不相同，不能简单地认定：在大部分历史时段里，大部分州县的治所均有城垣环绕，形成所谓“城墙内的城市”。至少需要有超过一半的州县筑有城郭，而且这些城郭至少在制度规定上得到经常性维修，方可以称为“筑城时代”。概括地说，两汉魏晋南北朝、中晚唐五代、明中期至清末这三个时段或可称为“筑城时代”；其余的隋唐前中期、宋元至明前期，则基本可以断言，其筑有城郭的州县在全部州县中不会超过50%，或可称之为“非筑城时代”。“筑城时代”占据了1500余年，而“非筑城时代”只有600多年，但这已足以说明：“城墙内的城市”既不能适用于所有历史时段，也不能适用于所有州县。同时，相当一部分筑有城垣的州县，都普遍形成了规模不等的城下街区，有些城市的城下街区面积、居住人口、商业规模甚至超过城内。因此，不宜以“城墙内的城市”概括中国古代城市的形态特征。（黄维政/摘）

　　毛笔的雏形

　　□薛理禹 来源：《寻根》2009年2期

　　毛笔属中国传统的文房四宝之首，是举世无双的书写工具。古埃及的芦管笔、欧洲的羽毛笔早已退出历史舞台，而毛笔从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走来，至今兴盛不衰，足见其强大的生命力。毛笔的起源可上溯到五六千年之前的新石器时代，其材质、工艺、形制及其使用方法，处处蕴含并体现着中华文化的深邃内涵。从民族学调查材料得知，先民最初削尖竹木作为书画工具。现今藏族仍保持使用竹笔的习俗，人们将竹管削成三角形的竹笔，一端削成坡面，一端削为单刃成笔头，蘸墨书写。用这种竹笔书写，虽然挺健有余但柔软不足，影响到绘画的生动流畅。而在1980年陕西临潼姜寨村发掘的一座距今5000多年的墓葬中，出土的文物中包括凹形石砚、研杵、染色物等工具和陶制水杯等一些彩绘陶器。这些彩绘陶器上所绘图案流畅清晰，装饰花纹粗细得体，这并不是竹木削成的笔所能做到的。专家推断，此时可能已出现毛笔的雏形了。（宋晖/摘）

　　茶小学问大

　　□陈云君 来源：《今晚报》2009年7月8日

　　各类茶中最难得的是茶之“韵”，绿茶要有“兰韵”（清雅之气）。以“龙井”而论，不仅要产地对，必是杭州龙井村，或是梅家坞所种之茶树，能得龙井一带之地气，气候各方面之利，而且要在明前和雨前（清明、雨水两节气之前）。此时的茶叶应初春之气，清而鲜嫩，更重要的是龙井茶树清明节前不能施肥，茶青，纯得地理之养蕴，其气清纯不杂人力催制。其制茶之法还必得传统手法炮制，如以抖、带、挤、甩、挺、拓、抓、压、磨等十种手法精制而成。龙井茶精品以低温冲泡（甚至善饮者以冰水浸泡），饮之似淡，饮后则有一种太和之气迷弥于唇齿。至于碧螺春，产于苏州东山，除了要同龙井之优良茶青一样的讲究之外，更要精细到“八万芽头一斤茶”之纤巧。采摘更要精心，而且最佳碧螺有“不火”之做——制之以低温，传统做法曾以棉纸包裹然后焙之。还有特殊采摘的“六安瓜片”，此茶产于安徽六安地区，采茶使用“留梗法”，即采茶时连茶枝的细梗一同折下，名曰“攀片”，梗上第一叶制“提片”，第二叶乃“瓜片”，第三四叶制“梅片”，尖芽则制“银针”。其中“瓜片”不但茶气佳而更有消食化滞作用，早为唐朝宰相李德裕所赏识。其他如四川雅安地区，因多微雨薄雾，所产的喜雨雾之茶如“黄芽”、“甘露”茶气奇香。茶饮，普通事也。但欲得好茶并非易得事。（宋晖/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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