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近年来学术界对中外文化交流与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不断拓展，中国与东欧国家文学交流史研究开始引起关注，沿用传统的“东欧文学”称谓，以地邻关系为纽带，将位于中欧和东南欧巴尔干半岛、曾属于相同政治体制的若干国家作为一个整体，集中探讨它们与中国文学之间的交流历史，在学理上能否成立，具有怎样的学术意义和内涵，在研究方法和阐释策略上当如何把握，是需要深入思考和首先解决的问题。

　　东欧文学具有鲜明的文化个性

　　东欧是一方文明重地，那里的教育、科学、艺术、文学和文化传统厚重，许多民族都有着奇特的创造力，对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东欧各民族的文学源远流长，从古至今名家辈出、群星灿烂。中古时期在编年史文学、宗教文学、世俗文学和史诗文学方面都留下不少传世之作。19世纪，浪漫主义流派为东欧民族诗歌创作带来了空前的繁荣，涌现出波兰的密茨凯维奇、匈牙利的裴多菲、捷克的马哈等一批杰出的代表性诗人。而之后现实主义流派日益发展，主导了东欧民族文学中的小说创作，造就了波兰的显克维奇、捷克的聂姆曹娃、保加利亚的伐佐夫等众多享誉世界文坛的小说家。进入20世纪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民族独立与解放，东欧各国的文学都焕发出勃勃生机。现代主义等诸多文学艺术流派也都不同程度地进入东欧文学，在各国已有的文学基础上又衍生出新的流派和迥然不同的特征，文学创作日益丰富，有许多作家和作品在世界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东欧各国的文学不同于东方也有别于西方。强调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彰显民族个性、关注民族命运、思考民族未来是其共性。在世界文学中，东欧文学无疑是极具民族个性和审美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其他国家都普遍受到重视和推崇。从全球化时代保护文化多样性的角度看，其文化个性更具有特殊意义。

　　中国与东欧的文学交流历史悠久

　　中国与东欧在地理上相距万里，分处东方和西方两个世界，但在历史上的接触和交往可以追溯到久远的年代。早在公元374年，发祥于中国北方蒙古高原的匈奴人就沿着欧亚大平原向西迁徙，最终出现在多瑙河畔和匈牙利草原。自13世纪起，从波兰、匈牙利、捷克等东欧民族中陆续出现探索东方、到达中国的先行者。明末清初来华的耶稣会士中东欧人也为数不少，他们当中有的还留下重要的文化著述，对当时、后世都影响至深，诸如17世纪波兰传教士卜弥格、18世纪捷克传教士严嘉乐，包括康熙年间作为沙俄使臣来华的罗马尼亚学者尼古拉·米列斯库·斯帕塔鲁等，都以记述中国社会文化的著作对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多数东欧国家从19世纪开始比较多地吸收中国文化。以老子、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不同程度地引起东欧知识界关注，中国的艺术品受到其宫廷贵族的青睐，在文学方面也不乏对中国的想象和艺术创作。20世纪前半期，在捷克、匈牙利等国家，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开始转向专业化。捷克汉学家普实克堪称这方面的突出代表，1932年他到中国进行学术考察，深入研习中国语言文化，与鲁迅、巴金、冰心、老舍、郭沫若等一批重要的中国文化界人士结下友情，回国后在汉学研究方面形成了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布拉格学派。

　　对于中国人来说，东欧代表着一种深刻的历史文化记忆。就文学而言，东欧文学自20世纪初开始传入我国。鲁迅先生在留学日本期间就关注过东欧等“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在《〈竖琴〉前记》中，鲁迅先生坦称自己“向来是想介绍东欧文学的一个人”。鲁迅先生与“五四”新文学的许多作家、翻译家对包括东欧在内的“弱小民族文学”的译介活动，开创了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的一种路径和模式，并形成了延续至今的传统。因此，文学上的东欧是远远先于政治、地缘意义上的东欧进入国人视野的。

　　中国与东欧国家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交流，主要还是1949年新中国与东欧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之后的事情。20世纪50年代，在政府和文化部门的直接组织下，中国与东欧国家之间的文化交往密切，文学作品的互译出版、作协之间的交流和作家间的互动都非常活跃，规模空前。而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又形成了东欧文学译介出版的一个新高潮。如果我们把视线转移到东欧国家，同样会看到中国文学和文化在那里的传播也是新作迭出、日益丰富。这种跨语言、跨民族、跨文化、跨时代的文学交流，构成了中国与东欧国家关系方面最为丰富和绚丽的历史图景。

　　中外文学交流史研究应有双向性

　　中国与东欧文学交流史是中外文学交流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属于比较文学范围的一项基础性研究，无论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还是东欧各国文学的研究都有多重意义和较高的认识价值。它将全面清理中国文学与东欧地区主要文学之间长期以来发生的事实联系和生成背景，揭示许多原本生动而饶有趣味但今天已隐晦难辨、鲜为人知的状态。它可以帮助我们在世界范围里考察作为研究对象的不同文学，如何跨越了语言和疆界，在特定的历史机缘和文化语境中相遇、接受、影响和变异的情况，从而对作家和作品的译介传播，对各种复杂的文化现象有更加全面深入的认识。

　　对中外文学交流史研究，乐黛云先生曾指出：“它不单是以中国文学为核心研究其在国外的影响，也不只是以外国作家为核心讨论其对中国文化的接受，而是要着眼于‘双向阐发’，这不仅要求新的视角，也要求新的方法。”中国与东欧国家之间的文学交流体现着一种主动的、自觉的、平等的文化意识，与“强势国家”向“弱势民族”的文化输出截然不同，这一点在历史上非常明显。而其双向性和互动性，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八九十年代以及进入新世纪之后尤为突出。只有双向展示这种交流，同时又能整体上有机地连接这一复杂过程，达到内在逻辑和精神本质的自然融通，才能成为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史”。

　　解读这一相互认识的历史过程，既要考虑异质民族文学各自的主体文化立场，了解每个民族文化成长过程中的内在规律与要求，也要坚持中国文化的立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考虑到不同民族与地域、不同社会与文化、不同时代与机缘的因素，力求系统、客观、准确地还原多元异质文学和文化相互交流的状态。中国与东欧文学交流史的研究是对这一历史过程的重构和阐释，但最终还要回到对当下的关注和对未来的引领。因此，在全球化时代，通过文学与文化的交流，来促进不同文明之间、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对话与和谐，应是这一课题最终给人们的启迪和对未来的昭示。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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