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森：从理论到实践——建设生态文明

　　21世纪的全球规划是把日益具有自我毁灭性的工业社会秩序转变为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这是个选择，也是个必然——这个选择涉及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着数以亿计的人类日常生活选择。总体上说它是一种方式，一种文明的表现。

　　生态文明的特征是人类活动中出现并发展了可持续的行为和观念。因此，我们有许多机会和切入点去追求可持续性，从当前不可持续的工业现状中建立起生态文明。对可持续性的追求，必须从我们当前所处的情况出发，通过精巧的计划和行动，达到我们想要的结果。

　　像工业道路上的变化和形式的多样性一样，对我们生活每个方面的可持续性的追求，在生态这个主题上也会有其多样性。在21世纪的理论背景之下，中国作为一个关键参与者，根据国情，来追求可持续发展所需的两个实质性方面是：

　　其一，建立可再生能源的高级系统网络。

　　建造大陆范围的可再生电力的高级系统网络，是总结生态气候灾害和对以煤为主要矿物燃料的次生态的掠夺的实质性反映。能源圈是生态圈的基础。气候活动的规则是和经济发展与长期繁荣昌盛的需要相一致的。

　　这个系统网络需要有内在的可再生供应平衡能力。建立一个可再生能源系统网络的详细计划和电脑模拟实验，理论计划和贯彻执行必须在政府的指导和协调下进行。

　　可再生能源将完全取代不可回收利用煤的时代。可再生系统网络将以电取代石油作为车辆的牵引力。电车电池将在可再生系统网络中扮演重要的存储和平衡角色。可再生系统网络是生态可持续发展和长期繁荣的基础步骤。

　　其二，利用生态消耗税取代所得税。

　　采用生态消耗税取代所得税制度，将使市场为可持续发展发出适当的价格信号并贯穿于经济的每个部分。在生态消耗税逐步采用的同时，逐渐取消所得税。

　　把生态消耗税建立在市场新秩序的采用上，是市场体系规范价格的重要步骤。我们的心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而价格则告诉我们将要做什么。

　　生态税的收取就意味着可持续生产的形成，这样的生产就会增加效益和扩大市场占有率。有污染、消耗大、对生态有破坏性的生产就会降低效益，失去市场占有率。生态消耗税将聚焦有创造力可持续发展的企业精神。

　　生态消耗税体系的基础是货物和服务最后销售总额。生态增值税（EVAT）通过供应链向市场发出可持续发展的价格信号。即污染越大，消耗越大，对生态破坏的程度越深，那么税率越高。

　　基于生产和服务对生态破坏力度的大小来收取生态增值税。生态增值税可以由商品上的条形码或电子标签或彩条码明确地指示给消费者。

　　生态增值税可以通过一种赊欠清单系统来收取。商业上只有先付了供货商的生态增值税才能赊账。这样就使此项税收基本上得以自主运行。当然小本生意可以免除。

　　生态增值税可以逐渐将污染大与消耗大的工程项目从市场上驱除。起初，污染最严重的项目收取最高的税率，当他们失去市场占有率后，为了保持税收平衡，中度污染的项目将会支付较高的税率。时间长了，生态增值税会在所有可持续生产项目中趋于平稳，但对于仍有污染的项目收取高税。

　　生态消耗税应当把关键的可持续工程看做必然的资金投资目标，例如可再生系统网络等项目。作为引导生态转变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建立生态消耗税收制度。在中国，它是应用和实践的核心部分，在“绿色东方”战略上是长久繁荣昌盛的保证。

　　林俊全：台湾环保经验值得借鉴

　　水资源回收利用是关键

　　大陆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水资源短缺和空气污染，尤其是水资源问题。大陆人口占全世界的20%，能利用的水资源却只占6%，所以水资源非常宝贵。水资源问题还包括水资源的回收再利用，应更加积极地研究水的回收、处理和地下水问题。对台湾而言，虽然台风带来的雨水能缓解水资源短缺，但也已经准备开始限制用水。

　　台湾水资源再回收的经验，大陆可以作个参考。比如说地下水的接管问题，在一些国家，污水、废水会通过地下管道送到污水处理厂，处理完才排到河川里，并且排污要付污水处理费。用水要交费，排废水也要交费，这种观念在一些国家已经开始法制化，民众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台湾正在开始做，这也将成为大陆解决水资源浪费和水污染问题的关键举措。

　　垃圾分类理念要普及

　　政府应该对环境保护工作负更多的责任。台湾垃圾分类政策的推行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此期间，政府起了重要作用。

　　台湾的垃圾处置方式与大陆类似，也是从早期的“卫生填埋为主”，逐渐调整为以“焚烧为主、填埋为辅”。1984年，台湾制定了《都市垃圾处理方案》，补助地方政府兴建垃圾卫生填埋场。1991年“行政院”核定《垃圾处理方案》，确定垃圾以“焚烧为主、填埋为辅”的方针，由政府兴建21座焚烧厂，1996年，又鼓励民间兴建15座焚烧厂。建焚烧厂的花费巨大，也体现了政府保护环境的决心。随着垃圾分类理念的普及，大部分垃圾都被回收，真正要进焚烧厂的只剩下原来的三分之一，所以目前台湾的垃圾焚化炉反倒出现垃圾数量不够的困扰。这种困扰其实是可喜的，表明了社会的环保观念已经发生改变，垃圾大部分被回收再利用。台北市环境保护局曾提出未来全台北市的垃圾变成零掩埋，全部回收，我曾经做过他们的顾问，觉得这只是个理想，能做到回收三分之二已经非常好了。

　　推广垃圾分类最好的方式是从学校教育开始。一个观念向一代人推广可能需要15到30年，我们的上一代没有垃圾分类的概念，用塑料袋是习以为常的事，而我的子女现在都已经习惯了进行分类。为了减少一次性筷子使用量，学校给每个学生发了筷子，其实筷子并不值多少钱，但这是一种保护环境的教育。现在和学生一起外出野外考察时，学生都会自带餐具，我为他们正在实践在学校所受的教育而感到欣慰。

　　环保工作“晚一天做都会后悔”

　　台湾是个有2300万人口的小岛，环境承载量很大。不过因为位于亚热带地区，没有极端的气候，所以环境问题还不是很突出。但台湾的所有能源都要靠进口，如果石油、天然气短缺，会引发社会、政治、经济一系列问题。在工业发展过程中，台湾也出现了污染环境的问题，包括水、空气、土地污染。然而，随着环境保护措施的慢慢完备，环境得到很大改善。现在要在台湾启动一个工程，必须先开展环境评估，如果评估没有通过，即使投资金额高达千亿的工程也不能实施。

　　大陆的经济发展速度更是惊人，但是就在这经济高速发展中，很多环境问题也开始凸显，必须要及早关注解决，否则等到环境严重恶化时，要想恢复不仅费力更费钱。环境保护工作晚一天做都会后悔。

　　（本报记者 郑巧/采访整理）

　　盖尔：生态形成的科学、伦理和政治

　　人们设想生态文明为传统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后继者，生态文明的理念给人们提供了一种远见，这种远见足够大，能够正视生态问题的重要性。然而，很显然，这种文明必须立足于过去所有文明的成果之上，在创造这样一个文明的过程中需要克服大量的问题，这些问题中没有一个是设想这样一个文明是什么样子的。

　　创造一种生态文明，作为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后继者，这可能意味着什么？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首先有必要考察“文明”的含义。文明是一个过程名词，最初的定义是与野蛮相反，既是一个过程，又是一种社会秩序和教养的完成状态，其背后是强调进步主义的人的发展的启蒙精神。那些首先提出生态文明概念的苏联环境学家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文明的，生态文明在他们那里指的是人类进一步发展到重视我们生存的生态状况。然而，“文明”的概念还引申出另一层意思。复数的“文明”开始被用于描述历史中社会秩序和教养形式的多样性，与形容词结合，例如“希腊”文明、“罗马”文明、“中国”文明、“中世纪”文明、“现代”文明和“西方”文明。在这种意义上，像罗伊·莫里森那样提倡生态文明（托马斯·贝里则比较含蓄）就是在要求一种较为彻底的转型。我在谈到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时，主张我们需要的是这种较为显著意义上的转型，但同时，这种转型应被视为对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中最好的东西的整合。那么，问题是要研究一种文明的标志是什么，而更重要的是研究一种文明转型为另一种文明的标志是什么，以及已经转型的文明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在这里，形容词重叠中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例如，欧洲文明可能包括希腊、罗马、中世纪和现代文明，人们认为它的特征和中国文明相反，而反过来，中国文明可能被认为包括了不同朝代的文明，更不用说不同的经济、政治和精神方面的文明。如果人们意识到，“文明”是一个过程名词，这样重叠的形容词就会显得不那么令人困惑。这意味着我们谈论的是一个持续时间的过程，具有的是一种叙事性特征而非某个物品的绝对特征，而且这样的过程同时存在是可能的，这些过程甚至会互相促进，但又互不相同，有着不同的动力。然而，仍然存在什么东西使得一个文明成为文明的问题。我的观点是，“文明”的标志是对世界本质和人在世界中的地位的深层设定，因此也就是对何谓值得人们奋斗的终极目标的深层设定，这种设定充斥着包括实践和制度在内的全部文化领域，并在漫长的时期中被体现并表达这些深层设定的生命形式所复制。我们谈论欧洲文明，但仍要区分希腊、罗马、中世纪和现代文明，这样做有意义的原因在于，在欧洲文明从希腊文明到现代文明的演变过程中，存在着深层设定的某些连续性，然而，这些设定仍然存在着重要转型，这种转型影响着欧洲人思维、生活方式和组织的所有层面。谈论农业文明群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由于这些文明以农业的实践和发展为基础，它们倾向于发展出类似的思维和组织形式，但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相互独立发展的，仍然有非常显著的特征。另一方面，工业文明虽然起源于现代欧洲文明，却彻底改变了世界上的其他所有文明，因为他们必须接受工业文明来保护自己，抵抗欧洲帝国主义。工业文明以这种方式，把世界统一到一个文明中，它使人联想到把整个自然贬低为服务于人的工具的某种推动力，使人联想到全球市场的强加于人，虽然在工业文明中存在的重要差别反映了以前的文明的影响，而且那种尚未被工业文明消溶的先前的生活方式的遗迹仍然存在。作为一种全球文明，生态文明只能从一种被工业文明统一起来的世界秩序中产生，但它将超越并彻底改变这种文明。它涉及深层设定、思维方式和终极目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的转型，这种转型的力度之大，正如农业文明产生时或者中国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中世纪文明和现代文明产生时所发生的那样，但是，它仍会保存这些文明或者其他文明中最优秀的东西。

　　何为思维方式的这些深层设定？这些设定，虽然在过去的思想传统中有其根源，但却是生态科学提出并整合的思维方式。生态科学不仅是现代科学核心设定的根本挑战，而且是工业文明核心设定的根本挑战。接受生态学不仅涉及科学的转型，而且涉及科学和其他文化领域的关系的转型，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制度和组织，而且更根本地影响着他们对于未来、对于值得人们为之奋斗的终极目标的想象。所谓“现代科学”，我指的是科学自工业文明产生以来所采用的形式，这种简化论唯物主义的形式，否认人类存在的任何目的，使得感性生活无法被人理解，创造了一种肉体和心灵的二元论，分裂了科学形式并使之反对艺术和人文学科，但却继续把未来想象为完全征服自然以服务于人的目的，或者至少是服务于达尔文的生存和统治斗争中的胜利者的目的。它最有力的政治表述向来是通过经济学理论和以霍布斯机械论哲学为基础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而实现的，其终极形式是新古典经济学，把社会中几乎所有的社会关系定义为利己主义者之间的契约形式，把所有和自然的关系定义为工具关系。生态学的最近发展，在推进科学并因此立足于现代性的最先进成果之上的同时，不仅为克服这种思维方式的局限性提供了基础，而且为克服工业文明的缺陷提供了基础。这些进展提供的基础，使人们可以理解目的论，使人们可以理解感性，克服肉体和心灵、科学和人文之间的二元论，而且，通过把人类定位为自然界中自然出现的过程和结构的合成体，为人们理解工业和前工业文明的成果和局限性提供了基础。我认为，生态学这样做阐明了一种思维方式，我们需要这种思维方式来重新思考人类和自然、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重新思考文化和文明的本质，并因此改变人们生活和组织自身的方式。它为人们建构一种不同于那些曾经统治现代性的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未来景象，提供了基础。这就是说，生态学阐明了一种创造生态文明所需的思维方式。

　　卢风：生态文明是将要取代工业文明的崭新文明形态

　　现代文明要有个整体性的转型，才能真正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工业文明有几大特征：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大量的科学事实和科学理论都证明整个工业文明是不可持续的，地球也许可以养活60亿、70亿的人，但供养不起60亿—70亿永不知足的人。要使得人类文明在地球上持续下去，必须扭转文明的发展方式，生态文明是人类的必由之路，文明要想与生态系统共存，只有走生态文明的道路。党和政府注意到这一点，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伟大目标，制定、颁布了《循环经济促进法》，这是很英明的。但是在实施过程中，我相信会遇到很多阻碍。

　　目前的一些研究把生态文明看做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并列的一个文明的维度，我则倾向于把它看做将要取代工业文明的崭新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视野中的中国发展，根本在于改变制度。首先是指导思想的改变，必须把指导制度建设的思想转变为生态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才会富有成效。生态主义认为人是生态系统中的普通一员，人类的经济系统只是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经济活动不能只服从市场规律，还要服从于生态规律。如果经济增长会带来环境破坏，则要放弃的是经济增长，须保住的是生态健康。制度的转变不能不包括产业结构的改变。要扩大经济总量中高科技产业、第三产业、文化产业的比重，降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比重。另外，人们的思想观念也要转变，要改变物质主义的价值观。总的来讲，要在继承现代性思想的前提下，纠正现代性思想中的许多根本性错误，要敬畏自然。

　　其次，中国要兼顾二者，保增长是对的，同时也要把线性经济转化为循环经济。所谓线性经济就是用资源来进行生产，生产出产品被消费，消费后被抛弃，成为有害的东西。循环经济则要把很多废弃物利用起来，这点在我们国家做得远远不够。要大力发展生态经济，比如生态农业。

　　再次，要转变消费理念，消费理念的改变包括养成节约意识，不能以炫耀、奢侈为荣。节能减排这样的目标是非常重要的。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鼓励人们进行非物质消费，这对于未来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整个科学技术也要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以往的科技是征服性的科技。将来科学技术应该朝着生态学方向发展，应该是一种调适性的技术，努力调适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动态平衡，保持生态系统的活力和健康。这需要付出巨额成本去研究，需要吸引大批一流的科技人员去研究。

　　（本报记者 陈静/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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