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登斯：经济衰退、气候变化与规划的回归

　　当前，每一个地方都充斥着气候变化以及如何应对的消息。当然，经济衰退也一样。它们都是全球性的、使人深为忧虑的问题。那么，二者之间最终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曾经说过，每一次危机同时也是个性积极一面的潜在刺激物——一种重新开始的机会。政治领导者没有忽视这一点。仿效美国总统奥巴马，许多国家领导人都签约支持气候变化“新政”的理念。有理由相信，低碳技术的投资、建筑和公共交通中保温材料的投资等，将为经济的再一次腾飞作出根本的贡献。

　　尼克·斯特恩——《气候变化经济学》的作者——认为，上述这些措施至少必须占恢复方案投资的20%。奥巴马提出的计划某种程度上低于这一比例，但其他一些国家的比例却高于此。比如，在韩国的恢复方案中，至少2/3以上的投资用在了这些目的上。

　　我支持气候变化“新政”的理念，并希望它能如其所计划的那样实现双重收益——实际上，如果各个国家能够减少对进口油的依赖，它将带来多重收益。但是，弗洛伊德所说的刺激效应应当刺激我们在更广泛的前沿领域进行思考和行动。

　　我们正处于一场重大革命的风口浪尖上。化石燃料的经济即将逝去，现在是深入思考其可能意义并得出结论的时候了，这包括从对事实的本质、现世的意义到更加广泛和推理性的思考。

　　从本质上看，主要是有关工作的问题。气候变化“新政”的支持者认为，“新政”本身就将带来新的工作。但如果认为“新政”本身将增加工作的净数目——也就是说，将产生比以前更大数量的工作，那么我不赞同。随着低碳资源产生出更多的能源和能源使用效率的提高，某些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工业（如煤矿）中的工人将面临失业。大部分技术革新都是减少而不是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

　　为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人们的生活方式将发生转变，技术革新本身不会像生活方式转变那样创造更多新的工作。人们的敏感性以及相应的品位都将发生改变。新生的经济将比以前我们所见证过的更加后工业化。在这种迅速扩张的后工业经济中，能否抓住经济机遇完全取决于企业家自己——就像造船工业中已然逝去的船坞区域，正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获得新生。

　　思索以何种方式来复苏衰退的经济，还要求我们认真思考经济增长本身的性质，至少在富裕国家如此。下列现象早已众所周知：在经济繁荣达到特定的水平之后，增长并不必然带来更多的个人和社会福利。是时候引入与GDP并重的更加全面的福利措施了，并给予它们以真正政治上的共鸣；是时候对“消费主义”进行持续而积极的批判了，“消费主义”可以从政治的角度加以考量；是时候考虑复苏的措施了。

　　非管制的撒切尔时代已然逝去。出于气候变化和能源政策之缘故，在经济制度上我们需要有积极的工业政策和计划。但是，我们必须避免前一代规划者所犯下的错误。许多议题这里已经自我呈现出来了。以可再生技术为例，化石燃料倘若要成为历史，技术上的突破就将成为必需。但是，政府如何知道应当支持哪些技术，它们又应当如何应对那些闻所未闻的最根本的技术变革——例如网络？

　　我们既给政府找到了新的角色，也给以市场为基础的机制找到了新的定位。由于市场的失败，复杂的金融工具突然变得过时了。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它们，因为一旦得到适当的调节，它们实际上常常是长期投资的关键，而不是障碍。

　　必须考虑针对极端天气事件的保险这一议题，例如加勒比海的飓风。由于气候变化将会超越特定的等级，这些事件从而将变得更加频繁和剧烈。对由此导致的损失进行保险是应对这些天气事件的一种主要方法——从更贫穷者的角度考虑尤其如此。私人保险公司将为此提供大部分资金，因为这是其负载的各种其他义务的最后避风港。

　　除此之外，整个事情还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因素——全球化，它一直在加速行进而没有得到有效的国际控制。世界金融市场的有效管制是未来的关键，或许它还可以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铺平道路——2009年12月，一场事关地球未来的国际谈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会议将在哥本哈根举行，生态问题将会得到进一步思考。金融危机及其结果为其思考方式的建立提供了警醒，它们能够也应该成为一些极为重要的思考方式。（郭忠华/译）

　　潘家华：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三部曲

　　生态文明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在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里所形成的一种文明就应该是生态文明。人们利用自然的前提应该是尊重自然，这样才能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我们要建设生态文明的社会，需要在三个方面作出努力。

　　首先，需要调整生产方式，使之与自然相适应。我们以前的生产方式是一种征服自然的方式、与自然作对的方式、急功近利的方式。现在我们要与自然构成和谐，生产方式就应该是在自然允许的范围内去利用自然资源。这并不是说在否定对自然的改造，而是强调在不违背自然规律的情况下，可以适当地改造自然，让自然状况对我们更为有利。我们建设家园实际上就是一种改造，但它并不是在破坏自然，而是在自然中间构成一种新的和谐；可是如果在森林中间乱砍乱建，便是对自然的破坏了。改造自然就是首先要顺应自然，在不破坏自然的前提下为人类的福祉创造条件。

　　实现生产方式的改变需要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因为资源毕竟是有限的，地球不可能无限地提供给我们没完没了的消费。以更少资源的投入得到更有效的产出，这也是生态文明的重要内容。另外在生产过程中注意减少对自然的破坏，减少对环境的污染。我们在生产过程中难免排放一定的副产品，这些副产品我们人类不需要，可是若将它们返回自然，自然也承受不了，像污水、废气，就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所以我们在生产方式的改变中应做到减少污染物的排放，使得资源可以重复利用，一方面减少环境污染的破坏，同时又可以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

　　其次，生活方式也必须改变。人的需求有两部分，一个是基本需求，一个是奢侈的非基本需求。人是生物学个体，基本需求一定要保障。至于那个奢侈的需求，要知道人类的欲望是无限的，但是社会资源却是有限的，建设生态文明一定要改变我们的消费理念，在自然允许的范围内决定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既要满足基本需求，又要遏制铺张浪费。同时在消费对象的选择上一定要注意，我们无意中选择的盘中餐，可能会导致某个物种的消失。

　　另外，改变消费文化也是十分重要的。我们现在的消费文化是一种物质攀比的文化。这方面欧洲却不同，他们将尊重自然当做一种时尚。我去过一个教授家里，他自己建太阳能，自己把房顶的雨水收集起来，用来浇花。我还认识一个人，他有私人飞机，却只住了一个78平米的房子，他不需要什么豪华大宅来显示他的身份，他们的文化里攀比的不是这些东西，而是对社会的贡献和公益。我们在消费的文化方面也要做改变。消费文化跟消费伦理也有关系。人与人之间要有公平公正的概念，不应该巧取豪夺。

　　仅有这些还不够，还应该有制度的保障。应该在法制层面和政策层面加以引导，加以规范，这样我们的消费行为才能有所节制，生产方式才能有所改变，我们才能形成人与自然的和谐，才能在社会中形成生态的文明。

　　（本报记者 王建峰/采访整理）

　　陈志尚：生态文明、全球化与人的发展

　　怎样认识生态文明与全球化的关系？

　　人类进入21世纪，新的科技革命和社会化、现代化的大生产迅猛发展，人发挥着自己的主体性、智慧和才能，显示出了创造世界的伟大力量，可是为什么同时对环境的破坏却愈来愈严重，生态更加恶化，使人类面临生存的危机？对于这个矛盾现象人们应该作出合理的解释。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提出了怎样认识生态文明与全球化的关系问题。

　　全球化带来了经济生活的世界性大变动，同时也反映在国际政治上和文化上。结果，各个国家内部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都不可避免地、越来越严重地受到来自国家外部的，即整个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当前正在爆发的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就是最有力的证明。这也体现在生态环境上。正当人类社会进入了全球化时代时，生态环境恶化也开始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全球性的严重问题，这两件事难道没有内在联系吗？这是值得学术界认真研究的。我认为，全球化同生态危机是有内在联系的，关键在于现实的全球化具有两重性。

　　按理说，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标志着真正世界规模的社会化大生产和大交往的格局开始形成，使人类有可能建立全球统一的市场经济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综合配置和有效利用各种资源，促进和加速世界经济的繁荣，为全世界人民都能获得生存、发展和过幸福生活提供必要的物质前提。但现实的状况是，高科技所带动的生产力高速发展，并没有使本来已经存在的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的矛盾得到缓解，相反是更加尖锐。而且各地区之间，特别是发达国家同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在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上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呈现出拉大的趋势。之所以如此，最重要的原因是现实的全球化是国际垄断资本占主导地位。绝大多数跨国公司，都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实现形式。它们从事生产和经营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全世界人民共同的根本利益，而是为了占人口极少数的大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不是为了普遍满足全世界人民的生存和发展需要，而是为了满足少数富人发财致富、穷奢极欲的需要。因此，经济全球化并没有消灭竞争，相反，争夺世界资源和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和残酷，为此可以不择一切手段，包括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从历史的、辩证的观点全面考察全球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可以说，全球化既是造成今天全球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的深层次原因，又是克服生态危机，实现生态文明所不可缺少的前提和条件。既然现今生态环境恶化已超出一国范围，成为世界性的社会公害，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利益，那么人类就必须团结起来，共同应对。

　　建设生态文明与坚持“以人为本”

　　现在中国政府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赋予“以人为本”以新的含义，使之成为实现社会科学发展的核心理念，是各项建设事业都必须贯彻的指导思想，生态文明建设也应如此。

　　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认为人民是一切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的主要力量，是社会的主人。因而生态文明建设，如同其他建设一样，必须以广大人民的需要和利益为出发点、落脚点和评价标准。建设生态文明这一崇高事业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生存发展的基本需要，消除生态环境破坏给人民造成的危害，使建设生态文明的成果为人民所共享。从长远来看，建设生态文明，就是要从生态环境方面创造良好的条件，使每个人都能获得自由全面发展的机会，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使我们的民族以至整个人类能够一代又一代健康地成长和持续发展下去。建设生态文明，资金、科学技术当然是重要条件，但关键在于激发人民群众的主体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只有坚持以人为本，才能落实人与环境和谐，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建立新的科学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人口—资源—生产—消费—环境之间形成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最终建成生态文明的社会。

　　萨克斯：公平的财富 ——走向后发展之路

　　欧洲在19世纪崛起并居于世界支配地位，是否得益于理性精神、自由制度或者温和的气候？肯尼思·波默兰茨提出了一种“环境假设”，他认为，英国和中国的长江三角洲相比较，在18世纪末期同样面临着缺乏能够提供食物、燃料和物资的土地，而英国之所以发展起来，关键在于英国开发了海外殖民地并动用了化石资源。如果不动用遥远的地质时代和地理大发现的资源，工业社会就不是现在的样子。

　　从事后来看，欧洲的发展道路只是一个特例，不是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复制的。因为19世纪和20世纪欧洲可支配的化石和可再生资源无法得到。化石资源不仅短缺，而且化石资源的使用和生物资源储备的使用，都在损害地球的环境。

　　然而资源终结使得世界处于悲哀的两难处境。因为化石资源驱动的发展已经在结构和心理上扩展到全世界，不能简单地叫停。欧洲—大西洋的发展模式影响了南方世界的欲望，给它们提供了一种不同的但却是较好的可见的实例。一般国家都想达到工业现代化，成功社会的特点是购物中心、钢厂、免费公路和工厂式的农场。尽管政治和经济上去殖民化了，但思想上去殖民化尚未发生。欧洲—大西洋文明塑造着世界的设想是21世纪的悲剧。

　　汽车社会、高层楼房、化学工业或者肉食作为基础的食物体系很难普及全球。欧洲—大西洋的财富模式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不能普及世界，换句话说，这种模式在结构上是不能实现正义的。因此，在21世纪，如果没有生态，就没有平等。

　　为了实现全世界的资源公正，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当采取不同的发展方式。

　　工业国家应当大幅减少它们的资源消耗量，世界的自愿公平主要依赖于工业国家是否能够削减对于全球环境的过分消耗。

　　发展中国家则会增加它们的资源消耗量。发展中国家有权消耗足够多的资源，以满足其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和社会发展需要，但这种增加不应超出生态可持续性的底线。自然的限制决定了公平的框架。

　　长期以来，政治思想中有一个核心的定论，即通过国内和国际的增长可以实现公平。二战以后，把公平追求和经济增长的理念捆绑在一起成为发展时代的基本理念。但对于有限的环境空间来说，传统的增长不再能实现公平，除非以生物圈的毁坏为代价。

　　在发展时代，公平意味着在世界经济的发展中，更多的人得到更多，所有人都从增长中受益。把公平与增长捆绑起来意味着把公平托付给未来的增长，然而，由于经济增长受限于生物—物理的局限，这种解决方案已被证明是片面的。贫穷的异化不能和财富的异化相分离。

　　克拉克、福斯特：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生态学

　　马克思唯物主义和新陈代谢的方法——他自始至终强调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财富和积累之间的矛盾，强调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关注，以及强调对整个资本的批判——可以作为一个宝贵的方法论基础，用以批判当代环境的恶化，并拟想社会和生态的转变。

　　马克思认识到，自然系统，恰如营养循环，具有一种特殊的新陈代谢（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其运行独立于人类社会，却与人类社会相关，使得它们再生或持续。所以，存在着特殊的监管过程管理着物质的内在交换。马克思拓展了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这一新陈代谢观念，并解释了人类与地球之间有一个必要的“代谢互动”（metabolic interaction）。自然过程，比如说，泥土的营养循环，碳循环，树木长果实等等，有助于人类的生存。所以，“地球本身是一台通用的仪器……因为它提供给工人立足的土地，以及一个为他自己所独有的工序的‘工作场地’。”它提供了“劳动的自然条件，比如肥沃的土地，矿山/矿井等等”。

　　马克思从历史角度确定了影响社会与自然之间物质交换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特殊的社会代谢。为此，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与他的代谢分析相结合的。资本主义是基于不断的资本积累的一个系统。它是“主观的目标和整个经济体系的动力”。结果，它被无休止的增长所驱动，朝向连续的更大规模的跑步机式的积累。当货币资本转化为商品（通过生产）之后，就必须卖出商品以赚取更多的货币，实现原始价值与剩余价值。这个对扩大和积累“贪得无厌的胃口”通过竞争和资本的集中而加强。鉴于自然是被用于燃料工业和生产市场所需的商品，这种增长需要原材料和能源。这种追求不断增长的内在冲动加剧了资本主义秩序的社会代谢，增加了对自然的需求。新技术被用于扩大生产，降低劳动力成本。结果，资本主义和自然陷入一种“持久的冲突”中。在一个有限的世界里，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导致普遍的生态退化和污染。并且，对自然系统的开发将威胁破坏有利于生态系统再生的自然循环和过程。

　　资本主义的社会代谢正日益脱离自然代谢，在自然循环和自然过程中产生了代谢断裂。其结果，导致了违反自然赋予社会生产的调控性规律（维护自然环境），导致进一步的生态退化。在19世纪英格兰出现的土壤危机的背景下，马克思论证了这种代谢分析。他指出，土壤需要具体的养分——氮、磷、钾——以保持其生长作物的能力，因为随着作物的生长，它们会吸收这些养分。资本主义生产把人口聚集在大中心（由于圈地运动和土地集中），并使城市人口不断增长。这导致城乡分离，人类越来越远离大自然。食品和纤维从农村运到远方的市场。结果，土壤养分从农村被转移到城市，它们在城市里累积为垃圾，却不能被土壤回收。马克思解释说，这种类型的生产扰乱了人与地球之间的代谢互动关系，也就是说，它阻止了被人以食品和衣物的形式消费了的土壤的组成部分返回土壤；从而妨碍了为了持久的土壤肥力而进行的永恒的自然环境的运行。结果，代谢断裂在养分循环中产生了。

　　资本主义秩序的社会代谢与生态帝国主义和经济制度的扩张是分不开的。19世纪英格兰的集约型农业生产导致了一个全球性的代谢断裂，数百万吨来自秘鲁、智利的鸟粪和硝酸盐被运往北方，以给被耗尽了肥力的土壤增加养分。这种国际贸易涉及对自然和劳动力剥削的不均衡。90000多中国人被“进口”到秘鲁的甘蔗种植园和铁路工作，往往是被强迫的。马克思给予中国苦力劳工的评价是：“比奴隶工人更惨。”最糟糕的情况是：发现那里有鸟粪群岛，华工被迫在岛上挖穿层层鸟粪，用麻袋和手推车装鸟粪，然后再装上船舶。这些工人都不准离开群岛，因违规而被殴打，他们被视为可牺牲的畜生耗费了时光，窒息在厚厚的鸟粪灰尘中。肥沃了英格兰北方土壤的肥料与中国工人的被残酷剥削和他们生命的夭折、秘鲁的债务负担、自然资源的耗尽密切相关。

　　马克思生态学的力量，在于它为研究社会和自然之间的交换提供了一个严格的方法，同时关注了一个生态系统的具体生态环境（和自然的大网站），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塑造的社会特有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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