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以环境为名的事件,常常延伸出生态领域,似乎又不仅是一个环境事件。2008年奥巴马当选为美国总统,环保人士甚为欣喜,美国《时代》杂志在评选2008年度十大环保事件时,竟将奥巴马的当选列为其首;在欧洲,绿党以环境的名义谋求政权参与,最终从环保走向了政治;在今年意大利举行的八国集团峰会上,气候变化与全球安全均为核心议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于气候变化引出的“碳关税”的争论,更像是一场由贸易引发的南北之争。
“环境问题早已不仅是生态方面的问题了,它的背后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各个国家会从自身的国家战略、经济竞争等角度出发,权衡利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徐再荣研究员告诉记者。
既然环境关系利益,通常围绕它展开的正是其背后利益的争夺与国家间的博弈。在当前全球最为关注的环境问题中,从臭氧层破坏、酸雨到水污染、生物多样性危机再到气候变化,典型地展现出国家博弈的无疑是气候变化,以及与它密切相关的温室气体的排放。
美国拒绝《京都议定书》
欧盟始终是《京都议定书》的大力支持者,并一直致力于说服立场不确定的国家加入条约,并积极推动气候变化的谈判;日本作为东道主,因条约以自己的城市命名而倍感骄傲,全国上下,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均能接受;发展中国家作为条约控制框架以外的国家,不受温室气体排放量限制,所以一般不予反对。
在2007年12月3日,澳大利亚新上任总理陆克文正式签署《京都议定书》之后,美国成为唯一一个拒绝《京都议定书》的发达国家。因此有学者将围绕该条约的系列谈判,视为美国与整个国际社会之间的博弈。
“欧盟在应对气候变化上是积极的参与者和领导者,美国是拖后腿的,但无论持支持还是反对的态度,背后都有各自国家利益的考虑。”徐再荣更为关注的是主要支持者与反对者,即欧盟与美国的利益相争。他说,欧盟之所以积极推动《京都议定书》的签订,从经济的角度来讲,主要是因为欧盟各国的环保产业已经处于领先位置,其能源结构中新能源占很大比例,通过推动温室气体减排,未来可以在低碳经济中占据制高点。站在国际政治的角度,欧盟虽然是一个超国家的组织,却很难完全用同一个声音说话,但是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它们做到了,这对于提升欧盟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地位十分重要。
“美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它严重依赖于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传统能源,因此将经济发展和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直接对立起来了。”徐再荣说。实质上,发达国家签订《京都议定书》意味着其经济将面临生态成本支出的上升——欧盟乐于以此限制竞争者,而美国无疑是受限者。
后《京都议定书》时代:美欧和解?
《京都议定书》将于2012年到期,现在再去谈论美国肯否加入,似乎已无多大意义,因为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的谈判已经步入后《京都议定书》时代。
2007年底在印尼巴厘岛召开,着眼于2012年以后减排协议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拉开了后《京都议定书》时代的序幕。本次会议上,有两大争锋令人关注:欧盟和美国在发达国家的减排目标问题上出现争执,一度使大会陷入僵局;另外,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采取“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的减排措施”的条款,引起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致不满,并表示不能接受。
进入后《京都议定书》时代后,南北矛盾明显凸现,成为这一阶段的一个重要特征。同时这次会议上欧美间的短暂争锋,实际却并未影响发达国家间在环境问题上渐现差异的缩小与角力的减弱。
尤其是在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后,美国积极调整环境政策,于今年6月由众议院通过了《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这标志着美国历史上首个温室气体减排法案的出台。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选择曾参与《京都议定书》谈判的托德·斯特恩出任气候变化问题的特使,似乎已传递出明确的信息:美欧间的气候问题之争要结束了。
“美国已完成上一个阶段的调整,现在开始向欧洲靠拢,在后面这个阶段的谈判上,二者会有更多的共同点。它们还会有分歧,但是不会像以前那样,美国一味和欧洲对着干,这种情况已经结束。”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郇庆治说,美国转变立场,既有经济方面又有国际政治方面的原因。“美国为了国际战略的需要,在环境问题上必须展现出更积极的姿态,树立领导者而不是推卸责任者的形象。另外,更为重要的是,美国的一揽子方案中,包含着经济和能源结构大调整的战略在里面。”
欧美和解了,只剩下南北矛盾了?在徐再荣看来,形势并非这般简单,环境问题上的博弈仍旧错综复杂,欧盟与美国会在领导权上展开争夺,当然发展中国家之间也会存有分歧。所有这些或许会在今年12月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集中展现出来。
中国应如何应对
在全球性的环境问题上,中国无法置身事外,而且也从未置身于这一问题之外。尽管中国政府在环境问题上积极应对,并于2002年签署《京都议定书》,主动承担减排责任,但各种针对中国环境问题的非议却从未间断。“世界第二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是中国,但是中国却被排除在《京都议定书》的限制之外。”美国前总统布什曾以中国为借口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
随着南北矛盾的凸显,中国、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越来越感觉到西方发达国家所施加的环境压力。尤其中国作为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在哥本哈根会议尚未召开前就已成为焦点。
“今年即将召开的哥本哈根会议,国际社会的预期比较高,因为在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上,大家基本已经形成共识,但是中间还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最终很可能只达成一个政治协定,缺乏实质内容。”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潘家华告诉记者,“对于我们来讲,中国作为气候变化公约的缔约方,理应为推动这一进程作出相应的贡献。但我们的态度需要明确:发达国家必须做出深度的减排行动,并且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低碳发展;在责任问题上,要强调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郇庆治则强调,如果我们希望后《京都议定书》时代仍是上一阶段的延续,或仍旧循着巴厘岛路线图的思路,在哥本哈根会议上的谈判很可能会比较困难,毕竟国际形势已经发生变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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