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乡土·地域：中国当代西部小说史论》
　　赵学勇、孟绍勇/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9年2月第1版

　　一个人的经历可以系年，也可系地，系地即与籍贯有关。绘画上的吴门派、松江派、扬州派、海上派，文学上的公安派、竟陵派、临川派、桐城派，虽说其中的个人风格南阮北阮，作品面貌南枝北枝，却因同籍而连贯成派，虽说其中多有好事者的穿凿附会、生拉硬拽。比如说吴门派中的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等人，既有文人画家，也有职业画家，其中的仇英更是画工出身，作品的差异则歧出多门。比如说桐城派中的方苞、刘大魁、姚鼐、梅曾亮等人，或以碑志传状见长，或以记事小品谙练，或以义理考据独擅，或以辞章歌赋自如，天悬地隔，大相径庭。纵使相同的环境、背景下，由于个质的不同，对事物的理解仍有差异，由于禀性的不同，目标追求千差万别。

　　虽如此，地域对人的影响不可小觑，陆机一母兄弟，苏洵父子相承，诗文成就各呈风采，精神内质相类相近。辛弃疾、李清照同由山东而南迁，其词一曰豪放，一曰婉约，表层异而深层同。明清以来，桐城文俊纷涌，交相辉映，但桐城也出义士，清末刺杀出洋考察五大臣的吴樾便是此地人士。吴樾颇有些当年豫让吞炭毁颜的坚贞，行刺前服药哑嗓，以防被俘后走漏实情，连累他人，伤及无辜。其在北京桐城会馆宿处枕下留遗书道：“此行决实行暗杀，惟成否不可知。然我必死，我死不足惜，恐诸同乡因我而被累，可将我之行李移罢他处，以免受嫌。”读之既慷慨侠义，又缠绵悱恻，不免让人想到了方苞那篇著名的《左忠毅公逸事》。桐城派文风由程朱理学思想、韩欧文章法度融合而成，看似讲究文章“义法”，实则着意做人之义法，其文章用词讲求雅洁，此雅洁仅限用词乎？桐城成脉，影响广布，其实质便在于此，桐城籍抑或非桐城籍的桐城派，如戴名世、曾国藩、林琴南等等，皆恪守了这一理念。

　　以上联想俱因赵学勇和孟绍勇合著的一部名曰《革命·乡土·地域：中国当代西部小说史论》的作品而发。西部固已有之，西部的地域特点却是逐步形成的。《汉书·地理志》言：“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自武威以西，“其俗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而今天广义上的西部地界空旷，自然条件严酷，皆因过度开采、战争兵燹造成。在班固时代，倒是吴越荆楚、岭南湖广之地，或火耕水耨、渔猎山伐，或文身断发、茹毛饮血，一派蛮荒凄凉、混沌未化景象。事过境迁，东海扬尘，时移俗易，染黄染苍。地域不足道，地域所孕的地域魂魄足道，西部不足道，西部稔丰的西部文学足道，西部文学中蕴涵的西部精神足道。书中将这种精神总括为“恶劣环境中对于民族自信心的张扬；灰暗的现状生活中对于人性的发掘；虚妄的历史话语中对于底层生活的关注；缺钙的精神世界中对于英雄广义的呼唤”，美玉韫石，所言即是。

　　《保卫延安》、《创业史》、《红岩》等所谓西部小说曾是几代人典型的文化记忆，曾是文化层面的集体记忆。这些作品所确立的现实主义基调已然是西部文学的坐标和范式，之后可以叫得上来名字的作品如《黑骏马》、《北方的河》、《人生》、《平凡的世界》等等悉数走了这一路径，只不过这些作品从艺术观念及技术层面上皆作了调整，西方现代派的元素杂糅了进来，《白鹿原》、《高老庄》、《尘埃落定》等作品尤盛。更重要的是其加入了人文的因素，安德列·布勒东一句名言曾在国内有过广泛影响，他说：“只有通过爱，存在和本质的事例才可能在最高阶段上得到实现，只有爱才能一下子就把这两个概念非常和谐地、毫不含糊地‘调合’在一起，而一旦没有了爱，它们总是焦虑不安，充满敌意。”此中的“爱”译得很是流俗，其实它便是孔夫子所言“‘伤人乎？’不问马”的大意。不光西部文学投向了人文，其他地域的文学亦如此。

　　提及西部文学中蕴涵的西部精神，让人想到的首先是边塞派“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的豪迈诗句，是范仲淹被贬时“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的恢宏词章。地域能给人带来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就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的意义有过经典阐述：“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这一著名论断，强调了人是历史性地在特定的地域文化环境中生存着的。西部特有的地域文化环境，为西部作家以及到过西部的作家提供了丰厚的创作资源，这些创作资源蓄寓的西部精神，早已逾出了西部的界限，成为中国文学之精神，乃至中华民族之精神。

　　待到无人在意东部西部、南方北方时，作品已然超越了地域分际，成为全国性的文学。这不是悖理。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言道：“自唐以前，于诗于文于赋，皆南北为家数，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为优。盖文章根于性灵，其受四面社会影响特甚焉。”梁先生这里列举的只是表象，精神的东西岂分地域。

《中国社会科学报》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及本网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