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炳生，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学科评议组成员。先后获得北京大学理学学士、北京农业大学经济学硕士和德国霍恩海姆大学农学博士学位。曾任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学术兼职有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农业部科技委副主任、农业部软科委副主任等。著有《中国粮食市场与政策》、《中国农业经济与政策》等，以中、英文发表论文百余篇。曾获农业部软科学成果一等奖等多种奖励。多次参加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主持的决策咨询活动，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会上做了有关农业问题的汇报讲解工作。

　　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是从德国留学归来的经济学家，可他的工作却始终与“农”有关。也许是因为这一点，作为百余年历史名校的校长，柯炳生仍然保持一种低调和平实的本色。

　　柯炳生说，在高校工作是他最理想的职业选择，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当在某种场合，有不相识的人称他为老师的时候，他收获的是一种深深的自豪感。也许是缘于这种价值认同，在农业部任职十年之后，柯炳生再次回到了大学校园。

　　不同的是，这次带着校长的身份重返大学，柯炳生身上多了一份责任。随着高等教育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中国农大如何更好地向外界展示自己，并办出特色？在综合性大学成为主流的当今中国，中国农大将走向何方？针对这些外界关注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采访了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

　　三分之二毕业生从事涉农工作

　　一提到农业大学，人们总是联想到农民和农村，联想到贫穷和艰苦。而实际情况是，现代农业已经与传统农业不可同日而语，现代农业大学的专业也因而被赋予了全新的含义。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以下简称“记者”）：中国农业大学的实力很强，为什么外界知之甚少？

　　柯炳生：的确，外界对中国农大了解得比较少，或者说是不准确。例如，网上流传着一个中国最受委屈的十所大学排行榜，中国农大位居第三。这里边既有普遍性原因，也有特殊性原因。普遍性原因就是，社会对大学普遍缺乏深入了解，很多人对大学的了解，仅仅就是通过各类排行榜上的位次数字。特殊的原因，可能是社会上对农业和农业大学的偏见和误解。例如，一提起农业，人们总是联想到“脸朝黄土背朝天”；一提到农业大学，人们总是联想到农民和农村，联想到贫穷和艰苦。而实际情况是，现代农业已经与传统农业不可同日而语，现代农业大学的专业也因而被赋予了全新的含义。

　　在我来看，一般人是否了解中国农大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考生和家长，因为这直接关系到生源的质量。事实上，中国农大的实力是比较强的，这突出地表现在师资队伍、学科水平和校风传统方面。在北京的高校中，中国农大的院士数量排第四位；973项目、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和人均SCI收录论文数居第三位；我校有6个国家一级学科，在教育部评估中均排名第一，“学科金牌”数量在全国高校中居第四位；而朴实、踏实、扎实、务实的优良校风传统，在当前社会的浮躁风气下，更显得可贵。农大人做得多，说得少，可能也是外界了解农大较少的原因之一。不过值得高兴的是，我校今年招生情况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5月2日视察了中国农业大学，并发表了重要讲话。胡锦涛对中国农大科研人员说，希望大家瞄准世界农业科技前沿，围绕我国农业发展需求，努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为提升我国农业科技实力、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发挥更大作用。这突显了党和国家对农业高等教育和科技创新的重视，也促进了社会对农业大学的关注和重视。

　　记者：您曾说过，提高大学生就业率关键在于提高学生质量，请问农大学生的就业率近几年怎样？大概有多大比例的学生毕业后仍从事农业或与之相关的工作？

　　柯炳生：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涉及的因素很多。其中很多不是学校所能左右的。学校能够做的，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提高培养质量；二、提供就业信息与指导服务。其中，培养质量是关键。

　　高校学生的就业率统计，比较复杂。通常包括三大部分：深造（出国、考研）、签约就业（到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等）、灵活就业（用人单位不解决户口和档案关系）。而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情况又各不相同。总体上看，近年来我校的就业率一般在95％以上。尽管有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今年与往年同期相比较，大体相当。不同的是，今年的深造率略高于往年，而签约就业率略低一些。如果只计算深造和签约就业，我校就业率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分别为65％、70％和85％左右。

　　如何评价就业率数字，也比较复杂。就业的岗位、待遇、地点等等因素，都不能在就业率百分数中得到反映。我对农大学生在职业理想与就业选择方面的建议是：做你最喜欢做的工作，到最需要你的地方去。现在影响就业率的因素之一，就是反向的选择：到最喜欢的地方（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做不怎么喜欢的工作。

　　至于有多少学生从事农业和与农业相关的工作，我们对近五年来的毕业生进行了跟踪问卷调查。大约三分之二的学生，现在从事着的工作与所学专业“非常紧密”和“比较紧密”，只有12％的学生工作与所学专业完全无关。实际上，现代农业的外延已经很宽阔了，绝不仅仅局限于种植业和养殖业生产。以美国为例，涉农行业的就业在社会总就业比重中，高达14％。我校毕业生中有到中国宇航员训练中心工作的，所从事的也是涉农工作：研发航天食品。

　　城市学生更热衷学习农科专业

　　从专业分布看，来自农村的学生，选学农业专业的比例反而要低一些，这同人们通常想象的情况恰好相反。农村学生比例最高的专业，是我校工科类的专业，在40％以上，而农科类专业，在20％—30％之间。

　　记者：中国虽然是农业大国，可真正愿意选择读农科的学生比例很少，请问这是为什么？选择读农科的学生是不是绝大部分来自于农村？有没有这方面的比例统计？

　　柯炳生：首先我要说明，就学生总量来看，近年来选择读农科的学生数量，不是减少了，而是有了很大的增长。据统计，本科和大专农科学生在校生总数从1997年的11万增长到2006年的33万，增加了两倍。

　　各个农业院校中，来自农村的学生的比例数可能不尽相同。就中国农大的情况看，来自农村的学生比例，始终在35％上下。另外，从专业分布看，来自农村的学生，选学农业专业的比例反而要低一些，这同人们通常想象的情况恰好相反。农村学生比例最高的专业，是我校工科类的专业，在40％以上，而农科类专业，在20％—30％之间。从这里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越是城市的人，反而报考农业大学和学习农科的热情更高一些。

　　从中国农大近三年招生的情况看，考生分数最高的十个省份，都不是农业大省，其中，北京和天津招生人数较多，不过考生分数也最高。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北京和天津的考生与家长对中国农大了解得更多一些，更具体一些，因此，报考的积极性也更高一些。

　　另外，我校学生男女比例情况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十年前，本科新生中，男生的比例超过60％，而今年不到48％。这也说明，越来越多的考生了解到，学农科，并不是将来要干重体力活儿的事，女孩子一样可以很好地适应。例如，以往动物医学专业的男生占绝大比重，而现在新生中，女生已经远远超过了男生。因为，现在的动物医学专业，已经不再是从事给牛马猪看病为主的事儿了，而是更加集中在动物防疫、检疫、食品安全、动物实验等等方面。

　　不会改变“以农立校”的宗旨

　　如果我们的学科能够达到国外大学中一流农业学科的水平，那么，我们的学科就是世界一流的学科；如果我校有若干个学科在国际上达到了一流水平和地位，具有国际性影响，那么，我们就可以称为世界一流的农业大学。

　　记者：随着社会结构及需求的变化，中国农业大学是不是在专业设置、办学思路、培养手段等方面也会作出相应的调整？

　　柯炳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尤其是近年来，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更是超乎寻常。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中国农大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学院层面看，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和生物学院等，均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学学科，现在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学院之一。即便是在传统学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学院，也在具体的专业设置和研究重点方面，发生了许多重要乃至重大的变化。这种在外延和内涵上的扩展，基本动力是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可能永远不会有终止的时候，不过是在不同的时期，有一些节奏和规模上的差异而已。

　　记者：在综合性大学成为主流的时候，中国农业大学如何办出自己的特色？对于中国农大的中长期发展，您有什么目标？

　　柯炳生：中国农大的特色，已经深深地烙印在学校的名字上了。过去一个时期中，不少行业特色大学纷纷改名，也有一些农业大学并入了综合性大学。这些改名的大学或者并入综合性大学的专业，最突出的好处就是生源质量立刻得到显著提高。中国农大因为带了个农字，因此招生方面有些不利。但是，迄今为止，我们没有任何改变名字的打算，我们也没有任何改变“以农立校”的想法。原因很简单：第一，这是国家给的定位，这是国家的需要；第二，这是办高水平大学的需要，所有的高水平大学都是有特色的，而特色是相比较而存在的，特色应当是相对比较优势学科的体现，而中国农大的比较优势是农科和涉农学科；第三，这也是全校老师的共识。至于社会上存在的对农业大学的误解与偏见，我们要做的是积极应对和克服，而不是屈从和迎合。这是大学精神的应有体现。

　　中国农大的办学特色定位就是以农学、生命科学和涉农工程为主的多科型大学，核心任务是培养出更多高素质的农业科技与管理人才，创新提高农业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水平，更好地发挥为“三农”服务的职能。而围绕着这些任务和职能，中国农大在2002年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的目标。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5月视察我校时，也明确提出了“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的步伐”的要求。

　　当今世界上，尤其是发达国家中，独立的农业院校已经很少，于是，有人对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的目标提出疑问，认为没有明确可比的参照标准。我的理解是，如果我们的学科能够达到国外大学中一流农业学科的水平，那么，我们的学科就是世界一流的学科；如果我校有若干个学科在国际上达到了一流水平和地位，具有国际性影响，那么，我们就可以称为世界一流的农业大学。

　　以勇气与策略推进改革

　　与在政策研究机构工作相比，当一个大学校长，内部的管理职责更重，更具有挑战性。如果能够有坚定的勇气和适当的策略，大学校长是能够推进一些重要的内部管理改革的。这是大学校长岗位的优点之一。

　　记者：在任校长之前，您曾在农业部任职十年，请问这段经历对您现在担任校长有何帮助？从已有资料来看，您好似更愿意在高校工作，请问这是为什么？

　　柯炳生：我在农业部工作的十年，是负责一个政策研究机构的工作。这段经历的收获是多方面的。其中，通过这段经历，我能从宏观上更好地把握和理解我国与世界农业问题，这对于把握农业大学的发展方向，是有重要帮助的。我在研究工作中，越来越深切的感受就是：我国农业的发展，越来越受到人才与科技的瓶颈制约。体制与政策的改革越深化，这个感受就越强烈。

　　与在政策研究机构工作相比，当一个大学校长，内部的管理职责更重，所涉及的内外部关系也复杂得多，更具有挑战性。但是，经过了30年的改革之后，现在大学的自主权已有了较大提高。如果能够有坚定的勇气和适当的策略，大学校长是能够推进一些重要的内部管理改革的，并且能取得一些实实在在的成效。这是大学校长岗位的优点之一。

　　另外，我以前就是长期在大学工作，对于大学的工作环境和方式比较熟悉。加之到了一定年龄之后，把主要精力放到培养年轻人和为别人服务上，通过自己的努力促进新人的成长，也是一件高兴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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