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青年时代就已闻任继愈先生的大名，但真正有机会近距离地接触，却是在先生90高龄之后。如杜继文所说，任先生在89岁辞去国家图书馆馆长一职后，集中精力做两件大事：一是整理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文献，启动《中华大藏经续编》的工作；二是推动科学无神论事业的发展。正是这后一项工作，给我带来与任先生结识的契机。在与任先生的交往中，耳濡目染先生的风范，不仅仅他的睿智敦厚，晚年任先生追求真理的铮铮铁骨，更是令我刻骨铭心！

　　2006年3月2日，我和杜继文、李申一起到任先生家，商议无神论的宣传工作。那是我第一次到任先生家谈工作。虽然来访者都是学生、晚辈，但先生一一让座，亲自端茶倒水，送上水果。他见我注视客厅里的一幅国画，便起身带我一起欣赏。他说：“这是李可染画的牧童，你看这个孩子的眼睛多生动传神！”那天，讨论文稿时，由于先生视力不佳，由我来读。他全神贯注地边听边思考。数千字的稿件读完后，他立刻发表修改意见，杜老师当场记录在文稿上。这位90岁高龄的前辈，思想敏锐，见解很有风骨，让我有点惊讶。杜老师尊师重道的风范，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工作结束后，任先生说：“五一是稀客，今天不散步了，我们大家聊聊天。”任先生带头讲述各种新闻故事。我发现，这位深居书斋的老人，对天下大事颇有见闻。这天在任先生家讨论的文稿，后来刊登在《北京日报》的理论周刊上，题目是《要理直气壮地宣传科学无神论》。

　　此后，到任先生家商议工作，成为我人生的乐事。2008年4月20日，我和杜继文、李申又一次到任先生家，商议海外无神论丛书的编译出版工作。那天，在任先生家的客厅里，摆放着一个绚丽多彩的花篮。我感到有点奇怪，因为先生生活简朴，不尚奢华。记得这年春天，他托杜继文给我带一幅字，装在一个旧信封里。信封封面由先生亲手贴上一小张白纸，上书：烦交习五一同志，任缄。先生的墨宝是：“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收到这份礼物，我很感动。为先生的题字感动，也为先生的节俭感动。记得李申说，先生与同事朋友往来，用的都是旧信封。那些需要翻新的，许多时候先生都是自己动手。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实行邮政编码，这一情况才有所改变。这封信是任先生留给我的最具珍藏价值的礼物。这时，在一旁的李申老师似乎看出我的心事。他悄悄告诉我一个秘密：“4月15日是任先生的生日。他从来都拒绝祝寿。因此，他的生日日期保密。国图有任先生的档案，生日日期保不住密。这是国图给任先生祝寿的花篮。”那天，任先生、杜继文、李申和我一起合影的照片，刊登在《科学与无神论》2008年第3期上。

　　2009年新年伊始，任先生给我打电话，约我1月4日上午到他家，当面谈一谈无神论研究机构的建设问题。当我看见任先生时，心情有些沉重。他身穿一件绿色的睡衣，神情凝重。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穿睡衣见客人。任先生充满忧虑地对我说：“我亲手开创的宗教研究和无神论研究，现在都令人担忧。宗教研究，有些人迷失了方向；而无神论的研究后继乏人。现在需要建立一个无神论研究机构。你看，这个机构设在中国社科院宗教所好，还是设在马研院好？”我说：“各有千秋。”任先生告诉我：“现在看来，这个机构设在马研院比较有利于更快地开展工作。” 任先生注视着我说：“你能不能把这个担子挑起来？”我说：“我的专业背景是历史学，无神论学科的建设需要哲学素养。如果一时没有更合适的人选，我愿意努力工作，参加无神论研究机构的建设。”任先生一再叮嘱说：“我们已经商定好，明天，我就贴张邮票，把给陈奎元院长的信寄出去。”

　　2009年4月17日，我和杜继文一起到北京医院看望任先生。那天，任先生神志清醒、谈吐清晰。杜继文向任先生汇报他关心的两件大事：一是《中华大藏经续编》的工作，一是无神论学科的建设。在谈到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上主持人宣布杜继文代表任继愈先生作大会发言时，任先生点点头，高兴地笑了。最后，任先生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一定要把科学无神论的研究机构建设好！”任先生的手温暖有力，余温至今尚存心间。

《中国社会科学报》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及本网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