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冷战结束，特别是“9·11”事件之后，文化（文明）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家争论的中心。在美国国际关系学界有一个说法：目前在国际关系理论里占据话语权的多不是“科班出身”的国际关系理论家，而是一些比较政治学家，如塞缪尔·亨廷顿和弗朗西斯·福山。他们的争论使得文化（文明）在国际关系中的位置在冷战结束后的国际理论界备受关注。

　　人们早已熟知，冷战结束后，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存在着关于国际政治解释范式的激烈争论，焦点是以亨廷顿为代表的“文明的冲突”和以福山为代表的“历史的终结”。有意思的是，在美国的国际关系界，亨廷顿和福山都不被看做是“嫡系”，但是这两个外来者却掌握着话语权，他们的观点构成了争论的焦点。不仅如此，在冷战结束后，比较政治学领域解释新的世界历史阶段的观点中，最引人注目的也是此二人的观点。在1996年出版的美国比较政治学权威教科书的第六版中，主编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以在比较政治学、政治发展和政治文化方面的研究而著称）提到，在即将进入21世纪之际，亨廷顿和福山的理论建树为比较政治学作出了新贡献。他特别强调，两者的最大差别就是对文化看法的不同。

　　亨廷顿：文明必将发生冲突

　　亨廷顿自称其“文明的冲突”的论点是作为战后世界政治的新范式提出的。其理论一经提出，就引起了广泛争论，甚至遭到美国国内和世界各地铺天盖地的批评。他的基本观点是：在后冷战的世界里，文化而不是意识形态、政治或经济，成为各国之间的重要区别。“9·11”的恐怖主义攻击使亨廷顿在美国国内名声大振，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在出版5年之后，一下子跃升为美国畅销书之一。此时美国国内外的许多人都在纷纷谈论“9·11”是否是“文明的冲突”的象征或前奏，众多采访者不约而同地对亨廷顿提出同一个问题，“这是不是一场你在过去的10年中一直警告会发生的文明的冲突？你是否因此感到它证明了自己的正确？”亨廷顿回答道：“恐怖主义并不代表伊斯兰文化，这不是一场真正的文明的冲突。”亨廷顿仍然坚持自己的一贯看法“伊斯兰的边界充满血腥”，虽然他表示自己“并不认为伊斯兰教比其他任何宗教更有暴力倾向”，但这并不能使他免于人们的指责：他把美国同伊斯兰恐怖主义者的战争看做是文明的冲突。

　　“9·11”之后，对于福山的结论“西方文明将传播到全世界”，亨廷顿认为，“我当然宁愿相信是如此，但这不会发生”。他的理由是，虽然美国无疑仍将是唯一最强大的国家，西方文明仍将是首要的文明，但是在许多社会中存在着强大的本土力量，它们正在诉求于地方传统、价值和习俗，它们拒绝在其看来是文化帝国主义的东西和西方的傲慢。人类的本性并没有发生变化，所有物质福利方面的改善都没有改变文明之间的差异，“文明的冲突”会永久存在。

　　福山：西方文明必定胜出

　　的确，亨廷顿与福山争论的焦点是对于文化（文明）作用的理解，关于这一点福山本人也不否认。福山将文化定义为“包括家庭结构、宗教、道德价值、民族意识、公民性以及尤其是特殊的历史传统这样一些现象。文化可以被定义为一个通过传统来传递的理性的、民族的习俗”。但是福山认为，阿尔蒙德批评他低估了世界上文化和宗教的差异性及其后果是对他的误解。他强调自己并不忽视文化（文明）的作用，一个证据是他早在1994年就发表了题为《文化的首要性》（Primacy of Culture）的文章来论证文化的重要性。他认为他与亨廷顿对文化的看法存在根本分歧。“对于亨廷顿来说，每一种文化都有一个坚硬的内核，这个内核是不可打破的，也是无法根本改变的”，由此亨廷顿会认为，文明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非西方国家可能会发生民主化，但绝对不可能西方化。而在福山看来，不存在这样“坚硬的内核”，文化是可以通过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化而逐渐改变的。然而，福山似乎认为西方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例如法国、德国等与美国之间的差异）不亚于东西方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而且这两种差异至多只是量的差别而不存在质的差别。这就使他确信所有非西方国家在西方榜样的作用下，最终都会采取西方民主制和市场经济。

　　这就是为什么对于福山来说，从长远来看，西方文明一定会胜出。他形象地把具有不同文化的国家比作是一些行进中的列车，它们在历史过程中有的有明确的目标，有的迷失了方向，有的半途暂时脱离了正轨，但它们最终都会穿越同一山中隧道，进入西方式民主的殿堂。福山对“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解释与亨廷顿有很大的不同，他更加看重结构性的转变，即把民主化看做是经济和社会变化的结果，而不是精英或领导人的“理性选择”。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他更加重视新生民主国家中的民主巩固工作，包括制度设计，而他本人也积极参与了美国对战后伊拉克重建中的制度设计。

　　然而，至少在伊拉克战争后的几年中，福山过高地估计了像他自己那样的政治学家的制度设计工作在改变一个国家制度方面的作用，因为他所乐观地谈论的“制度设计”是在一个被占领国家从外部强加的，而不是在本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斗争中自然形成的。能够做到从外部强加，一定要首先从外部用武力进行“政权变更”。但是到2006年，福山在其新著《美国处在十字路口》中表明自己反对布什政府“政权变更”的做法，声称布什政府把政权变更看做是其反恐怖主义政策的关键，是实现其民主资本主义世界愿望的必要环节，而这是福山所不喜欢的“积极的”“列宁主义的政策”。福山批评道，认为民主变更具有紧迫性的信念建立在两个看法之上：“认为民主本质上有跨文化（着重号系本文作者所加）的吸引力，并认为民主在20世纪末已受到广泛传播”；相信美国是权力的中心，确信是里根政府通过美国的军备建设而“赢得了冷战”。

　　福山：文化是可以改变的

　　福山关于文化重要性的论述不仅限于国际关系理论，他认为在当今所讲的发展问题（包括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中，文化也是一个关键因素。他在《文化的首要性》一文中谈道，在巩固民主的过程中存在四个层次的要素，它们自上而下依次是：意识形态、体制、市民社会和文化，它们本身的变化也循着这样的顺序。文化和体制之间总的关系是：文化是处于整个结构最深层次的因素，当其他三个因素发生变化后，文化不能很快随之发生变化，这就使得迅速建立民主制的期望可能受挫。或许我们可以说在伊拉克和在阿富汗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文化虽然会受到三个高于它的层次的因素影响，但是文化的变化是最缓慢的。

　　在福山看来，文化的变化需要经过直接或间接的“社会化过程”（公民课程或个人经验），或者说是“再社会化”，这些需要长时间才能起作用，因此文化的变化比其他因素的变化更为缓慢。过去一个世纪的经验表明，雄心勃勃地重新安排体制所引起的问题常常多于所解决的问题。为此福山指出，巩固民主的真正困难来自于社会和文化因素，这些因素似乎不受体制安排的影响，因此也不受公共政策的影响。福山认为，俄罗斯的例子可以说明文化的持久影响：在俄罗斯，流行的意识形态可能已经发生变化（信奉民主），但是公众的政治态度或合法性的概念并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例如，选民可能认为领导人的产生过程比实际行政过程更为重要，结果有可能通过民主方式选出的领导人是一个专断的权威。

　　未终结的争论

　　然而，即使认识到文化的改变会非常缓慢，福山的核心观点仍然是：文化是可以改变的，世界各国迟早都会走向西方式的民主，虽然一些国家会由于缺乏与文化相关联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性条件而遭遇许多困难与挫折。而亨廷顿则确信文化是说明冷战后时代世界政治的范式，文明的冲突不可避免。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亨廷顿和福山的观点可能在未来若干年内将长期掌握西方国际关系讨论的话语权。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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