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这种记忆是否为历史事实，只不过是用这种历史记忆为无根的人们提供一种共同的认同符号而已。然而，只有这样的历史记忆，才能强化人们的族群和地方认同。

　　在多年的田野调查经历里，我经常碰到有关祖先移民传说的社会记忆的话题。这里略述一二，以与读者分享田野记忆。

　　为什么少数民族往往自称拥有汉族祖先？

　　1984年温煦的冬日里，我带领一个调查小组在南昭发祥地云南省魏山县魏宝山彝族村寨调研时，许多彝族村民说他们的祖先是从南京迁移来的。当时，听了他们的口头叙述，颇感意外，但想到明初征云南，的确从南京去的，似乎并不足怪，并未作深究。更何况一个少数民族宣称自己的祖先是从南京来的，那感觉应该是很痛快的，因为那时的南京就是京城啊！

　　1999年初夏，我们与北京协和医科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博士联合在湖北秭归县郭家坝镇谭家村汉族村落做地方人群古今关联的人类学考察，当地村民也说他们的祖先是由江西迁徙到秭归的。不过，还有人说村里有几户人家是“土老虎”，后经我们利用DNA技术测定，确实证明这几户被称为“土老虎”的住户与其他村民不同，表明他们有可能是信奉白虎崇拜的土家族后裔，只不过他们如今都是汉族身份而已。

　　2000年暑假，我带队携学生远赴云南丽江永胜县调查彝族支系他留人，他留人普遍认为，他们于明初“洪武调卫入永”，原籍为湖广长沙府湘乡县或江西吉安府。有的老人甚至能够清楚地说出祖籍为湖广长沙府湘乡县柳树庄大石洞。但据永胜地方文人的考证，其实“洪武调卫入永之说”实不足为凭。因为永胜县境内的莨峨人、土家人等，都自称祖籍为湖广长沙府或南京应天府。

　　这些现象不妨理解为，原先这些地方的确在明初有过或有过类似的迁徙活动，表现为对先进汉文化的景仰，更重要的一点是建构与其他族群的不同和差异。因为不管这种记忆是否为历史事实，只不过是用这种历史记忆为无根的人们提供一种共同的认同符号而已。然而，只有这样的历史记忆，才能强化人们的族群和地方认同。

　　汉化的少数民族，还是汉人的少数民族化？

　　2000—2001年期间，我多次赴广西靖西县旧州调查。依据《归顺直隶州志》的说法，当初先后统治该地的张氏土官与岑氏土官，与其他以少数民族土著为首领的土司（土官）不同，旧州的土司原先都是由江南迁居边徼地区，并得到地方拥戴，逐渐成为地方强势群体的。据说张氏迁自江西广信府广丰县，而岑氏则由浙东迁徙至此。明清时期，岑氏势力遍及桂西南各地，支系繁多，盘根错节，而归顺州这一支岑氏土司，只是其中的一支岑氏势力而已。

　　当然，一般居民恐怕也有不少迁自广东地区，特别是改土归流之后。确如志书所说：“查州属各家祖籍，系广东居多。”如根据旧州蔡氏家族的祖墓碑文，蔡氏原籍就在广东南海县东街城内。但如今蔡姓为壮族，显然很有可能是壮化的汉人。在某种程度上，仅旧州而言，许多居民实际上是壮化的汉人。不过，从州志所录的许多旧州庠生或教谕的诗文看，作者大多为覃姓，似乎当时覃姓为旧州大姓，并且今日仍然是其他地方壮族的主要姓氏之一，很可能又是汉化的壮人。汉人壮化或壮人汉化的情况，还可以从建筑风格看出来，如今旧州民房建筑大多是砖瓦结构，显然借鉴了汉族的建筑风格，而原来的壮族建筑，“四乡民屋皆作两层，名为栏房，上层用板铺满，人口所居；下层安置牛豕，既免另作牢圈，亦且易防盗窃。虽粪秽熏蒸，但生长于此，居之泰然，并不觉其气臭之难堪也！”（《归顺直隶州志》卷三）可见，典型的壮族民居应该是干栏式建筑。今旧州街道改造，沿街门面改造为仿古建筑，但严格而论，这里的建筑是砖瓦结构，并非壮族的典型民居，实际上应该是汉化的建筑风格，至少表明是汉壮两种建筑风格的交融。与这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

　　2008年暑假，考察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锦屏县隆里乡隆里古城。隆里古城因其相对独立的生态环境和独特的文化个性而被称为“一叶浮萍”。这一地区在宋元时期仍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元代设龙里蛮夷长官司，尚未建立直属于中央政权的基层统治机构。隆里城历史在明代之后较为清晰可考，明朝立国后，加强对西南云贵地区的统治，移民实边，建立卫所，以逐步代替土官统治。洪武十一年湖广上里司坪（今黎平）吴勉起义，明廷进行镇压之后，在现隆里乡地区始行军屯，设置龙里千户所，隶属湖广都司五开卫，筑军事堡垒，即今隆里古城。入清后卫所裁除，五开卫改开泰县，龙里守御千户所更名为隆里所，城内居民由军户变为民户。由于历史背景造成民族隔阂，形成相对隔绝的自然和文化环境，因而也保存了相对完整的传统汉族文化因素。

　　据《龙标志略》及口碑相传，隆里城内有七十二姓氏，经过多年的战乱迁徙，现在隆里城有二十余姓氏。其中王姓为城中第一大姓，又分四支，包括西王、所王、龙王、魏王。隆里有句俗话，“关起门来都是亲”，新中国成立以前，村内实行各姓间结亲，四支王姓之间也可以通婚。不仅其内部关系盘根错节，与周边苗、侗村寨的关系也颇为紧张，周边村寨如龙吾寨、华寨都不愿与其往来，甚至认为隆里人是“大汉族主义”。而新中国成立以后，通过大力宣传民族政策，各村寨与隆里之间的关系缓和，并多有通婚。

　　本地曾在1970年代末出现大规模改汉民族为少数民族的情况，但是每当提及其家族来源时常喜祖述至两晋唐宋，并自认为是明代屯军时来自河南、安徽、山东、江苏、江西等九省籍汉族官兵的后裔。标榜郡望之余风在隆里至今尚存，隆里民居大门上方都有一个匾额。

　　通过社会记忆寻找自我认同

　　对隆里古城在文化上表现出的社会记忆的探讨，需要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作为戍边的军事屯堡与当地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积累深厚，难以形成良性互动。而另一方面，实边移民虽然来自不同地区，对于祖先的追溯也各不相同，但是却形成了对立于当地少数民族文化的共同群体。在对于这一群体社会记忆的追溯和构建中，可以看到蕴含在其中的自我认同。

　　隆里社会记忆通过在对村落空间的构建中得到进一步的强化，隆里城外围的“坝子”和龙溪河成为隆里的地理学上的边界，还存在另一个更加抽象的文化边界，共同构成了隆里的“地界”，不容许外界侵犯。这种神力的界定可以超越于行政区划的范围，重新构建新的地界。整体上来看，隆里古城形成了三个层次的边界，最外围由城东南的五马坡、城南王家榜的飞蛾形山、城西的猪头坡以及城北的跑马坪构成，主要分布了真武庙及几大姓氏的墓地。据当地老人回忆，曾经因为周边村寨在五马坡建墓地而认为破坏了隆里的“龙脉”引起了纠纷。第二个层次的边界为龙溪河、“坝子”以及隆里古城城墙形成的地理上的边界，作为拱卫古城的屏障。第三个层次则为城内分布的众多庙宇，承担了保护一方水土的责任。在不同层次的空间内隆里百姓进行着包括扫墓、庙会、祭祖、节庆表演以及耕种在内的各种活动，并遵循一系列的仪式流程和禁忌，也正是在这样相对隔绝的空间内形成了对本群体的认同。

　　然而，在现代经济的潮流中，旅游业的发展及生态博物馆的建立，却使各种象征记忆的载体成为商业运作的附属品，如祭祀以及传统的“花脸龙”也具有相当的展演成分。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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