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传VS文本

　　农业文明的优越在于拥有丰富的地下文物，通过地下出土文物可以看到自己祖先5000年前的面容轮廓、衣饰装扮、金属冶炼、科学技术和信仰。而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有着天壤之别。

　　我是一个游牧民族的后代，据汉文史书记载，我们的祖先也曾建立过强大的游牧回纥汗国，也有过辉煌的历史。但是，我们没有如此悠久的出土文物，500年前的历史只靠一首不过百行的叙事诗——《我们来自西至—哈至》来传承，民族文化依靠一代代老人通过一首首民歌来口耳相传，祖先的容颜只能靠想象了。过去很多家庭的孩子不仅没有见过自己的爷爷奶奶，甚至连他们的名字也不曾记得。这就是裕固族，一个只有万余人口的民族数百年来的历史传承模式。

　　当他们来到历史悠久的汉民族文化圈边缘生活时，恍然发现没有文字记载历史的民族和没有地下文物的民族既缺乏自信，也存在危机。

　　应该说裕固族是一个不甘落伍的民族，当他们面对这样的现实时，首先想到的是向汉族老大哥学习——抓教育求发展。当年他们在松林密布的高山草原创办“马背牧读小学”，为牧区普及小学五年制教育开创先例，为扫除裕固族青壮年文盲积累经验。之后又在草原兴起修建“学生房”热潮。新中国60年岁月中，荒漠戈壁、崇山峻林，骑骆驼、赶牦牛送孩子上学成为裕固族牧民追求理想的剪影。

　　我们的态度是积极的，努力取得的成绩也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如果从文化人类学视野观察，又不能不反思这一问题，我们真的是为民族在从事一项功盖千秋的工作吗？我们努力工作，把鲜活动态的民间文化固化，制作成固定的文本，对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或者说制作的这些文本在传承和传播民族文化时，同活生生的口承文化相比，对一个民族久远的发展到底哪个更有效？更有穿透力？

　　“游”动的文化

　　也许在游牧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传播方面，我们精心制作的文本与民间的口承文化相比在穿透力方面显得非常有限。我们的文本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和层面传播或发挥作用，而民间活态文化的传播却具有多层面和无限的生命力。

　　游牧文化是一种“游”动的文化，只有在“游”的过程中才能得到物质和精神层面的稳定。游牧文化作为一类象征系统，不仅仅是一种生计方式，还是一种社会秩序，一种能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保持平衡关系的秩序。

　　诚如有学者指出，“人类学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精微特质，这往往是无法通约的，即无法用普遍性的理论和概念工具加以准确把握的。像针灸所赖以存在的穴位经络观念，至今无法用西化的科学仪器如X光机所把握和认识。”

　　从这个角度，游牧民族不必盲目崇拜农耕文化的优越和文本历史的辉煌。人类学主张尊重每一个文化特有的“地方性知识”。游牧民族的生存方式和宗教价值观决定了其生存理念和文化的传承与传播方式。

　　例如裕固族普遍实行火葬。据说，这样做是为了使死者的灵魂干净。相传很久以前，有一位裕固族老人每次出门放牧总是迷路，而且一回来就说他在草原沙漠中遇到了妖魔，当他骑马去追时，妖魔总在眼前忽然消失。有一天，老头和老伴在沙堆里捡了几块烂木板，拿回家扔进火盆里，从此，草原上再也没有人听说有妖魔。后来人们才知道，这些木板是死人的灵骨，慢慢地变成了妖魔。为了永远避免妖魔的纠缠，裕固族人死后实行火葬。

　　从藏民族传统而言，天葬风俗与佛教教义十分吻合，是与佛教的发展息息相关的一种葬俗。人死后将尸体喂鹰，算是人身的最后一次善事，作为“布施”施舍给其他生物算是发挥了其最后的价值。这样的生死观和丧葬文化不可能出现像汉民族那样历史悠久令人惊叹的地下出土文物。

　　但是，他们流传下了丰富的口传文化。在贵阳文学人类学会议上，藏族学者扎西东珠在题为《试论藏族史诗〈格萨尔〉的表述方式》的发言中说“格萨尔从天界而来，最后又回到了天上”。这句话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当时我就想，格萨尔是走了，无影无踪，但是他给藏民族留下了犹如凌家滩出土文物般令世人惊叹的“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世界最长的史诗《格萨尔》。

　　因此，对游牧民族而言，文本也许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口传活态文化。如果我们过于强调全面搜集整理，进行大规模的文本化处理，丰富多彩的裕固族口承文化也许会被过早“历史化”；再则对游牧民族而言，文本文化过多也会抑制口承文化的发展，口承文化自由发挥的空间会缩小，最终导致口承文化的消亡。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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