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至今，我前后参加了四卷《国史编年》的编纂工作，收获颇丰。

　　例如在1949年卷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举行成立典礼”的条目时，遇到这样一个“小”问题：关于阅兵式上受阅飞机的数量，我们搜集的诸多资料记载并不一致，多数资料为“14”架。经过缜密查阅、考证，最终得出结论，受阅飞机数目为“17”架。

　　又如“1951年9月2日召开治理淮河工作会议”一条，后面放了毛泽东21日关于“治淮开工期不宜久拖”的批示。毛泽东的批示不是针对这次会议的，过去有学者引用该批示很容易让人产生毛泽东对此会不满的误解。《国史编年》对此作了订正。这类例子，书中还有很多。

　　1949年卷是开山之作，初稿质量参差不齐。当时执行主编田居俭先生不顾近70岁的高龄，身体力行，将多年的编辑工作经验毫无保留传授给我们。在他的带动和感染下，编辑组前后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便保质保量按时完成了编辑任务。

　　田居俭先生曾经对《国史编年》的编写提出要坚持“三精”原则，即精确、精练、精彩。“精练”即指文字要干净简练，叙事要逻辑清楚，对文献和讲话的提炼不能拖泥带水，要达到篇无废句，句无废字的水平。

　　作为一个青年科研工作者，在工作之初就能参与到《国史编年》这样重要的科研工作中，十分荣幸。朱佳木同志曾经说：《国史编年》的编写过程就是学习和掌握国史以及史学研究技能与方法的过程。对此，我深有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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