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年史是国家历史最基础的形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很早就出现了通史体裁的共和国史。目前可以看到的最早的书名有新中国史含义的著作，是1955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廖盖隆编《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新中国五年简史》，但由于是将解放战争史合在一起写，还不能算是独立性质的共和国史。195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河北北京师范学院（今河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三年级集体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应该算是第一部。到目前，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当代中国史”、“中国现代史”、“新中国史”等为名，由个人、地方和部门机构、高校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通史，已有近200种。从上世纪80年代起由中宣部向全国部署的、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当代中国出版社先后出版的150余卷《当代中国丛书》，可以说是以多种部门、专题、地方分类的典志和通史体裁结合的官修国家当代史总汇。

　　共和国史的纪传体兴起较晚，但以其富有情节和可读性，社会影响面最大。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中央文献出版社陆续出版的《毛泽东传》、《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陈云传》等（包括即将出版的《邓小平传》），及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元帅传、大将传等为代表的《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可以说是代表国家编写的传记人物典范作品。

　　但是，尽管已经出版了各种个人、机构编写的共和国大事记，但尚未出现能够代表国家意义的共和国编年史。其原因，窃以为有二。首先，编年体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历史系列，随着共和国历史的发展，年年编辑，不能中断，必须有比较稳定的国家专门机构来从事这一工作。目前各种个人、机构编写的大事记，很难做到。其次，编年史范围广大，是从大量档案资料中提炼出国家、社会、地方、民间的大事。个人和一般机构修编年史，难以有全面利用全国档案资料的条件和精力。

　　然而，编年史又是一个国家历史最基础的形式。过去封建时代，主要记叙帝王执政大事和活动，与纯粹记录帝王个人活动的起居录相比，可以说是以国家形式出现的帝王家谱。而到了共和体制，国家编年史就成为国家的家谱了。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政府即建立了国史馆，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编写民国编年史。1978年，胡乔木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时，提出要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以后，又与杨尚昆、薄一波联名建议中央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馆。当代中国研究所即是作为筹备机构而建立的。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义不容辞地成为当代中国研究所的主要和日常任务之一。

　　新档案史料的刊布与价值

　　由当代中国研究所编写的1949—1955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海内外学界最关注的，就是它的史料价值。

　　首先，它是编撰与文献的结合，方便了一般读者的阅读。过去的编年史，一般都是由编写者编撰的大事记，不附录史料。这样做的缺点，是使读者不能进一步了解所述重要大事的细节和原貌。有些史料在其他档案文献汇编中可以找到，也需要另外花费工夫。有些史料，则是只有编写者自己看到，编写大事时是否客观、准确，则无从查考。有感于此，《国史编年》在重要大事后面，均列有“文献”栏目，全选或者节录重要的档案文献。读者在通过大事了解到梗概后，更可以直接阅读当时的文献。

　　其次，通过撰写正文条目时的参考和附录文献，公布了一批新的档案史料。《国史编年》从1951年卷起到1955年卷，经中央有关部门批准，选用了一批中央档案馆过去未公开过的档案。其中，在撰写条目中参考、提炼、摘写的，1951年卷有73件，1952年卷有26件，1953年卷有18件，1954年卷有71件，1955年卷有43件：总计五年共231件。在条目所附文献中节录或全文发表的，1951年卷有32件，1952年卷有34件，1953年卷有23件，1954年卷有10件，1955年卷有47件：总计五年共146件。这些档案，主要是当时的中央文件或者中央有关部门如中宣部、中组部文件。

　　据统计，1950年代前期，每年所发出的中央文件大约在200余件，其中已经通过《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等公布的大约100余件。因此，《国史编年》中首次公布的这些中央文件，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已经公布的文件的涵盖面。

　　《国史编年》公布的这些史料，有些是对于已经公布的主要文献，起到了更为细化的补充作用，有些是由于过去限于某些原因没有公布的，起到了填补空白的作用。下面举一例说明。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对新中国进行了战略物资封锁。志愿军赴朝鲜作战后，美国更将这种封锁扩大到多种经济物资范围。1951年2月1日，联合国大会未经讨论就批准了美国提出的关于“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侵略者”的决议草案。5月14日，根据该决议成立的“补充措施委员会”决定把经济制裁问题“作为反对共产党中国的可能措施的第一条”，对中国实行禁运。禁运不仅包括了所规定的战略物资，还包括了向中国出口棉花等几乎所有物资，给中国带来了较大的损失，1951年上半年物价上涨了一倍左右。最受影响的是原料还严重依赖进口的纺织工业。

　　陈云主持中财委进行分析后，经中央批准，于1951年5月29日代表中央作出对目前棉纺问题的指示，认为造成棉花供应不足的原因，一是由于西方国家封锁后，从国外进口的原棉只有2000余万斤，价格比国产棉高一倍，以后也更难进口；而且上半年已将积存外汇用尽并有亏空，中国出口80%已转向苏联东欧国家，国营贸易已不容易再大量向资本主义国家组织出口换取外汇。二是市场棉花短缺，使得棉农惜售，私商和个体农民也加紧抢购和囤积。国家贸易公司收棉量锐减，到5月只收3000万斤，6、7、8月将继续减少。同时也指出，市场原料虽然紧张，但仍然有潜力，估计1950年关内棉花产量最低有13.2亿斤，其中公私厂商已购得8亿斤，农民自用及土纺3.4亿斤，到5月底全国棉农手里至少还存有1.8亿斤没有出售。

　　7月28日，陈云为中财委起草《关于解决纱厂棉花不足问题的几项措施》（以下简称《措施》），要求在8月至10月期间，采取有效办法，停止各地手工纺织业的发展。《措施》指出，手工纺织业无疑对地方经济、人民生活有一定好处，但它由于不纳15%的出厂税和6%的统税，不仅使国家减少了税收，而且严重侵占了机纺原料，加深物价波动危机。因此必须说服地方合作社和其他有关部门，把手工纺织的发展停止下来。责成合作社、一揽子公司、机关生产和财政部门并动员说服私营厂商小贩，把他们手中所存的棉花售给国家，都用到机器生产上去。

　　同时，《措施》指出，由于棉花和纱布根本不够用，因此纱布要零星而又灵活地频繁调动，棉花要按照计划及时迅速调运，业务部门必须坚决依照计划服从纱布调动和加紧及时调运。全国各地宁肯因内地棉花调出新花供应不上而暂时停工减产，也要保证沪、津、青（青岛）开工。否则如沪、津、青三地纱厂在9月底以前因调运不及时或推迟延误调运计划而再次停工，则将严重影响全局，刺激游资向我突击，造成在大城市中纱布市场脱销，引起全面物价波动的危机。

　　通过上述档案可以看出，陈云作为建国初期党和国家的经济大管家，不仅有被毛泽东誉为其功不在淮海战役之下的“两白一黑”（即大米、纱布、煤炭）之战的杰作，而且在其后领导的反禁运斗争中，也取得了同样重要的胜利。后者是我们还研究不够的。他在经营财经中，计算之细致，筹划之精妙，都是建立在充分的调查研究之上的。《国史编年》公布的这些史料，无疑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共和国史和人物的“新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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